財政預算案公佈在即，坊間對於消費券應否再度派發意見兩極。雖然不少政黨及基層市民都認為有關政策深入民心，加上目前經濟環境仍然疲弱，應該繼續發放消費券以刺激經濟及舒緩民生壓力；同時，亦有意見認為香港疫情漸趨穩定，社會正處於有序復常的階段，加上兩地通關之門已開，故反對政府再次大灑金錢。由於後者的聲音似乎有迎頭趕上之勢，使「財爺」在回應有關問題時態度變得有所保留，表示會繼續收集各界意見後再作評估及決定。
經濟短期內難言復甦 政府有能力為民解困
筆者認為，簡單來說，反對再次派發消費券的理由主因有二，但是兩種說法其實都站不住腳。第一種意見可以歸納為「香港復甦論」，他們認為隨著政府撤銷大量防疫措施，包括取消疫苗通行證進入處所的規定、兩地恢復有序通關等等，都有助社會邁向復常及振興經濟。根據商業媒體《彭博》引述經濟專家的預測，香港有可能在今年內錄得超過3%的經濟增長。
可是，如果細心留意預測香港未來經濟走勢分析的資訊，絕大部分海外及本地機構都認為香港踏入第三季才會出現較明顯的經濟反彈。換言之，香港經濟在首兩季仍然處於疲弱的狀態，需要政府繼續「放水喉」才有望扭轉局面。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去年12月的商品出口貨值按年下跌接近30%，創下過去68年以來的最大跌幅。政府經濟顧問亦預計在環球經濟增長乏力下，出口貿易情況惡化的問題在短時間內將會維持，進而拖慢經濟反彈的步伐。考慮到近來在全球商品供應鏈緊張，以及能源價格急升等因素下，多間本地公共事業機構紛紛加價，令普羅市民生活一方面面對經濟不景的環境，一方面承受民生開支加價的壓力，至少在短期內生活都難言安穩，政府再次推出消費券與市民共度時艱實是應有之義。
至於另一種反對派發消費券的主流聲音，則可以歸納為「庫房乾涸論」。持有相關意見人士都是以相對宏觀的角度，分析特區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認為政府應該審慎理財，善用儲備。他們又認為過去數年政府已經因應社會暴亂及疫情等促使經濟下行的因素而花費數千億公帑以刺激經濟，加上預期未來人口老化問題令政府開支壓力加劇，擔心香港在不久的將來出現結構性財赤的問題，因而不支持任何力度較大的財政支援措施，如派發消費券。
筆者同意特區政府應該遵守《基本法》107條的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然而，以上條文只是指導性的理財方針，而不是讓人墨守成規的教條，只要長遠而言特區政府以理性的態度控制收入與開支，在經濟向好時積極累積盈餘，在經濟衰退時善用儲備振興經濟，讓社會始終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才算是可取的財政管理思維。無疑，香港的儲備已經跌至近年新低，僅足應付政府約11個月的開支，不過，環顧全球的情況，香港的財政儲備仍然處於穩健的水平，足以讓絕大部分的政府黯然失色。如果認為動用數百億公帑派發消費券便會構成長遠的財政負擔，恐怕是杞人憂天。
消費券應發揮更大社會效益 宜參照星洲做法
當然，筆者支持第三度派發消費券，不等於支持政府按照以往的方式及條款派發。筆者與「庫房乾涸論」的人士一樣，都是高度重視政府財政的穩健程度，希望公共資源的投放能夠惠及有經濟需要市民的同時，產生最大的社會效益。因此，社會的焦點，不應該放在應否派發消費券的討論上，而是如何提升消費券在促進社會價值的能力之上。
首先，消費券的用途應該有所擴充。除了鼓勵消費之外，亦應該容許使用部分金額以支付日常基本開支，如水電煤費、公營房屋租金等，以解決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當然，有人會認為，容許消費券支付日常必要開支有失計劃原意，等於變相「派錢」，但是，這種做法其實較直按派發現金有兩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避免市民儲蓄現金及造成資金外流，使重要的公帑資源未能達到社會流轉以推動經濟的目標。事實上，筆者預期除了部分經濟困難人士及小量消費意欲較低的市民之外，大部分港人都會將消費券用於購物、吃喝、玩樂之上，因此，有關建議實在有助平衡促進消費市道的目的與顧及基層市民經濟壓力。
其次，當局應該考慮參考新加坡的做法，為消費券設定指定用途。疫情以來，新加坡政府為了挽救當地經濟，先後推出兩款消費券，一款是「觀光消費券」，另一款為「鄰里消費券」。所謂「觀光消費券」，就是向合資格的國民提供100元坡幣的資助（約570元港幣），鼓勵他們遊覽國內不同的旅遊景點及入住酒店，以扭轉當地的旅遊、酒店、餐飲、零售等業務的頹勢。近年，因應國家的「十四五規劃」方針，銳意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早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推出「文化券」及「康樂券」，鼓勵市民參與本地的藝術、文化或康樂活動，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特區政府不妨參考相關意見，指定部分金額作文化藝術或康樂運動的用途，以達到改善市道的同時，亦可以投放資源支持新興產業。
同時，政府除了指定消費券的用途外，亦應該規管消費券的流動去向。新加坡的另一款消費券「鄰里消費券」，就是向國內合資格的家庭提供300坡元（即約1700港元）的資助，當中規定其中150坡元必須在領取家庭附近的非連鎖店舖或小販進行消費，讓中、小型企業及個體戶也可以分享公共資源帶來的好處。根據嶺南大學在2021年針對消費券用家行為模式的研究，發現大多數市民都將消費券用於餐飲、日常用品、食物及電子產品之上，而這些商品或服務都存在連鎖經營甚至超巨型企業的寡頭壟斷，意味著消費券的得益有可能盡在少數財雄勢大的集團手上，有失計劃刺激整體市道、使整體經濟情況盡快止跌回升的原意。因此，新加坡的經驗實在值得香港借鑑，以規管消費券部分金額的使用範圍讓小商戶、小市民利益均霑，收窄貧富差距及真正加快經濟復甦。
最後，當局應該考慮為消費券設定「無償轉讓」機制，以民間力量推動公共資源再分配。新加坡的「鄰里消費券」雖然沒有訂明或鼓勵任何家庭免費轉讓資助，但政府的官方網站上就表明領取資助的家庭可以將用作收取款項的二維碼轉交給其他人士或機構，讓其他家庭代為領取有關金額，從而令民間可以分享公共資源予有經濟困難的人士。現時，香港的消費券則沒有明確的轉讓制度，消費券的金額不可以直接轉移至另一人的帳戶之中。但是，正如某位議員指出，月入5萬以上的市民其實無須政府的額外援助，因而不應獲發消費券。假如政府容許市民轉讓消費券，讓中產人士將資源分享給草根市民，一方面有助社會發揚關愛互助的精神，另一方面亦可以以「按需分配」的原則善用公共資源，讓有經濟困難的市民獲得更多支援。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出席慶祝回歸活動時對香港管治班子表達「四點希望」，其中一點就是「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秉承國家領導人的理念，理解及體恤市民的苦況，在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為廣大市民帶來一點甜。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今年文憑試的結果已經出爐，在50,064名考生當中，考獲入讀大學的最低門檻成績，即四個核心科目分別取得3級及2級，加上最少一科選修科2級的學生達17,000人。由於教資會的資助大學學額數量沒有按照每年參與文憑試考生人數及符合最低入學資格的考生人數而作出調整，在扣除用於招收非聯招及非本地學生的3,000個學額後，每年提供約12,000個學位予文憑試考生的數量仍然維持不變。換言之，在考生人數下跌下，今屆競爭資助大學學位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造成每1.44人競爭1個學位的局面，是香港實施文憑試以來學位競爭程度最低的一年。
翻查紀錄，新高中學制初期，考生競爭升讀大學的情況頗為激烈。在2013-14學年，即實施文憑試後的第二年，創下資助學士學位與符合最低成績要求考生的最高比例，1:2.36。雖然3年後，即2016-17學年，有關比例首次跌穿1:2，但仍然維持大約每1.9個合資格考生競爭一個資助大學學位。隨著考生人數不斷下降，這個數字下滑的幅度亦愈趨明顯。從2019-20年度起，就進一步減少為由每1.6名合資格考生競逐1個學位。換言之，短短8年之間，競爭幅度從2.36大幅滑落至1.44，跌幅高達39%。
大學學位競爭程度受考生人數多寡影響 製造世代不公
事實上，在新高中學制以來，教育局一直強調採用「水平等級描述制」取代昔日的「常模參照制」，即是考生成績不再參照所有考生在同一年考試中的成績分佈，再制訂每個等級的學生比例從而釐定成績，而是基於考生在學科中所表現的能力作為評分標準，而每一個等級都有由官方認可及編寫的能力描述供院校及僱主參考。以中文科為例，取得第三級的學生，即達到入讀大學的最低成績，其等級描述為「語文能力表現中規中矩，思辨允當……表達清楚，大致通順，意念完整，文句及語言運用恰當」。換句話說，有別於舊學制下考生可以因為整體考生表現欠佳而在「矮個子裡拔高個」的機制下取得理想的成績，新學制下能夠達到最低入學門檻的考生在能力上是沒有差異的。同時，在實施新學制後，資助大學學位的名額沒有任何明顯的增加，意味著今屆學生較易入讀大學，並非出於其能力較高等因素，而是出生人口減少以致整體考生人數下降使然。(從高峰期超過8萬人應試，至今年考生人數僅5萬)
當一組學生因為「僧多粥少」而為了爭取一席之地搞得焦頭爛額，一組學生則因為「人口紅利」而輕鬆得到大學學位，就會造成教育資源分配及事業發展機會不均。而兩者的資源和機會差距，以至日後的潛在成就、財富、社會地位的高低並非因為能力上的不同，而是源自社會因素或是運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以說服政府不好好檢討及修正有關的情況。
無論現時社會對大學生的數量、價值、能力、工作態度等評價如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學歷往往與收入和社會地位掛勾。根據由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擁有專上教育學位的勞工工資中位數達$28,500，反之學歷介乎中四至中七的打工仔女工資中位數則只有$17,200。至於初出茅爐的大學畢業生，即使在疫情衝擊整體經濟市況下，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於8間大學的薪酬調查資料，亦發現其平均工資達$22,166，較香港整體勞工工資中位數$19,000為高。而擁有學士學位與非學士的打工仔女在薪酬差距上更會隨著年資而進一步擴大。即使社會上不時報導沒有取得大學學歷卻成就非凡的成功人士之案例，但是整體而言，大學生的發展無異往往較佳。因此，如果單單因為人口因素而排斥一班能力相當的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是極不公平的做法。
如果以年齡層為界線，早期應考文憑試、即因考生基數較大而需要面對較激烈競爭多為「95後」，至於現時享受考生基數較小而競爭程度相對輕鬆的則多為「00後」(更準確一點，應該是「沙士後」)。可以預期，由於「沙士後」的學生取得大學學歷的比例較高，整體發展上，例如收入、社會地位等都會較「95後」為好，而這個趨勢將會隨著年紀增加而變得更加明顯。雖然兩者年紀差距不過十歲，但是由於入讀大學的機會嚴重不均，便促成未來的發展差距。
隨著香港自80年代開始出現新生人口下滑的現象，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裡生育率更是在低位徘徊，這種資源及機會不均的問題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裡仍然持續。根據教育局的《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現時就讀中一至中五，亦即未來會應考文憑試的學生介乎約49,000人至58,000人。同時，根據今年行政會議作出的建議，教資會未來3個學年的大學學位將維持15,000個(當中維持預留約3,000個學額予非本地及非聯招學生)，這意味著今年的考生很有可能是競爭激烈程度最低的一年，而未來數年的考生雖然激烈程度稍為上升，不過仍然較文憑試草創初期為低，亦即未來的學生依然會相對容易得到較多的教育資源和較好的人生發展機會。
適度調整每年大學學位名額 對早期文憑試學生提供進修津貼
事實上，這種世代資源與機會不均的深層原因，是政府拒絕根據人口的多少調整資助大學學位的數量。然而，為了保證香港大學畢業生的質素，加強他們的為求入讀大學的競爭心態而自我提升成績和能力，以及避免每個學年的學生的機會差距太大，嚴重影響不同年份學生的未來人生發展機遇，政府應該考慮管控每年考生競爭入讀大學的程度至大約相等的程度。
一般以為，每年應試人數不同，符合最低大學入學資格的考生人數也有不同，因而政府難以因應每年的情況提前調整學位數目。不過，翻查資料可以看到，符合最低大學資格比例最低的一年是13/14學年，只有34.8%；比例最高則是17/18及19/20學年，均有37.3%，其餘各年就介乎35%-37%左右。假設未來有50,000名考生參加文憑試，則可以推算約有17,500至18,750名考生滿足最低門檻，亦即約每1.46至1.56人競爭一個資助大學學位。如果政府希望保持一定的競爭程度，將考生及學位比例訂為1.75以上(即每名考生約有57%的機率取得學位，重回2018年之前的水平)，則其實可以提前在掌握及評估有關數據後，將資助大學學位訂於10,000至約10,600個之間，並按最終實際情況，以及各個學系受歡迎程度及未來社會所需的工種類型等因素而交由教資會作出增減。
同時，更加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對於因為考生人數太多，以致競爭程度太大而未能入讀大學的青年提供其他取得大學學位的途徑。正如上述，整體而言，擁有學士學歷的打工仔女其薪酬待遇會較沒有同等學歷的人士更好。因此，為了減少世代資源和機會不均的情況，政府可以向因為人口基數問題而無法就讀大學，且在當年公開試中考獲符合入讀大學資格的青年提供進修津貼。即使他們已經投身職場也繼續鼓勵透過取得相關學位以自我增值，提升職場上的發展、晉升甚至轉行、創業等機會，以減少與競爭較低的世代之間的差距。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回歸活動講話中提到，「孩子的教育要好一些」。教育要好，除了設計合適的課程、提供優質的師資和學習硬件、投入更多教育經費之外，還要有一個可以讓所有學生公平競爭的機會，特別是讓社會資源處於弱勢的孩子可以透過教育改善跨代貧窮的問題；同時保證大學生的質素，使他們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在學業及職場上有更好的發展。希望特區政府好好正視這個「世代矛盾」，讓不同年紀及遇上不同社會客觀背景因素如人口等的孩子都有著相近的向上流動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