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遊行人數與特首民望

七一遊行向來是政界高度重視的民意標準。假如參與人數眾多，政府便會承受龐大壓力，部分問責官員更加需要引咎下台以平息民憤，03年50萬人上街遊行致令梁錦松和葉劉淑儀先後辭職便是一例。

今年的七一遊行人數繼續成為焦點，但原因不是遊行人數眾多，而是民陣公佈的數字與學者及警方的推算分歧極大。其實，民陣統計人數的方式向來備受爭議，與學者的推算時有出入，差距由0.05倍至4.67倍不等。然而，今年再一次打破紀錄，雙方的數據差異高達4.78倍，因而惹來不少人士質疑有關統計水份甚多。

不過，本文希望討論的不是民陣的「數字遊戲」，而是特首民望與遊行人數的關係。事實上，特首民望的高低，的確影響七一遊行人數的多寡。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資料，03年7月董健華的評分為36.2分，結果當年出現50萬人大遊行。翌年，董健華的民望回升至44.8分，根據學者的推算，當年的遊行人數介乎18萬至20萬之間。同樣地，05年就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評分高達72.3分，是歷任特首的最高評分，同年的遊行人數亦錄得史上最低的約2萬人。當曾蔭權民望逐步下滑，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亦逐漸增加。例如11年7月曾蔭權評分為45.8分，同年的七一遊行人數增加至5萬9000至6萬7000人。

從上可見，特首民望與七一遊行人數呈現負相關的關係。但是，這個關係在梁振英任內則完全不成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指出梁振英的現時評分為38.3分，是梁振英任內第三低分，較兩年前同期更加下滑約10分。不過，遊行人數卻由14年的15萬人，減少至今年的2萬3000人。這個紀錄，是僅次於05年和08年，史上第三低的數字。

如果特首民望與七一遊行人數必然存在關係，那麼，只有兩個潛在答案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一，是統計遊行人數的學者出現誤差；二，是梁振英的民望根本不是如此不濟。但是，大家不難發現前者出錯的機率極低。首先，學者的統計方法是國際標準，即使稍有誤差亦不可能出現龐大差距。其次，學者的估計數字與警方提供的數字接近。而且，從電視資料可見，遊行人數與去年相若，參加人數絕不可能多於15萬人。

假如學者的數據沒有出錯，那麼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其實梁振英的民望不但不如調查般低落，反而是民望較過去數年有所改善呢?筆者不是「梁粉」，但梁振英過去四年任期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在房屋、扶貧、安老及中港關係方面，例如「雙辣招」、「零雙非」、「限奶令」、展開退休保障諮詢、擴大長者乘車優惠等等，梁振英的工作的確能夠回應民意。不論港人對梁振英有何意見，都不能抹殺他在有關領域的付出。雖然香港依然充斥深層次矛盾，政府的施政亦存在一定瑕疵，但至少梁振英及其管治班子已經透過多項政策舒緩部分市民的怨氣。當社會怨氣減輕，遊行人數便會隨之下降。

筆者不是暗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立場偏頗，造成梁振英民望欠佳的現象。筆者相信，形成這種巨大認知落差的主因，是港人習慣人云亦云。當社會一面倒地批評梁振英，即使政治冷感或無知之輩亦會信以為真，以為梁振英是眼前香港困局的唯一因素，繼而加強對梁振英的負面看法。但是，當要求大家身體力行，用腳步表達對梁振英的不滿時，大部分頭腦清醒的市民便找不到充份的理由了。

必須重申，筆者不是為梁振英「護航」，只是認為坊間的民意調查無法有效反映梁振英的民望。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下，梁振英的評分僅得38.1分，分數與03年7月的評分相約。然而，03年的香港面對廿三條爭議和沙士侵襲，加上經濟蕭條、民心向背，才會出現如此極端的政治動盪。現時的香港，不論人均收入或是失業率遠較03年為佳，亦沒有出現大型的政治爭議，梁振英的民望不可能如此不堪。七一遊行人數逐年下降，也許是檢驗梁振英表現的最佳證明。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英國脫歐後，中外學者的分析文章有如恆河沙數。大部分的文章集中估計英國脫歐後，對該國經濟、國際地位、歐盟未來或是全球市場的影響。由於筆者不是經濟學專家，加上坊間優良素材甚多，在此不贅。本文談討的，是公投的本質問題。

整個公投運動最讓筆者驚訝的不是投票結果，而是結果公佈後部分選民的行為和反應。一位選民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雖然她傾向留歐，但是由於以為留歐派會獲勝，因此不但沒有支持留歐一方，更加將選票投給脫歐。這種毫無邏輯的行為，反映民主制度的缺陷。民主制度的基礎，是相信人有理性。有理性的人，會尋求自己的利益，並在選舉中透過選票達到目的。然而，這個例子正好說明，即使在一個繁榮進步、公民質素偏高的國家，同樣充斥未能深思熟慮，任意妄行的群眾，使公投失去如實反映公眾意願的功能。

事實上，沒有慎審思考的選民，並非鳳毛麟角。公投完結後的調查顯示，分別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三投票支持脫歐和留歐的選民後悔自己的選擇，即是約一成選民在投票前沒有清晰的盤算。公投運動歷時數月，加上現今資訊發達，仍然有不少選民未能全面評估有關決定的利弊而輕率投票，證明公投不是解決社會重要議題的有效方法。

由於公投結果雙方支持度接近，引發三百萬名網民聯署要求英國政府重新進行公投。這種做法，是出自輸打贏要的心態，務求取得符合自己利益的結果為止。作為世上其中一個民主制度歷史悠久的國家，人民應該理解和服從民主精神，接受選舉的莊嚴結果，尊重多數的意願。然而，這些選民的表現，是不負責任和缺乏遠見的。為了達到一己目的，情願英國及世界陷入無止境的政治動盪。

其實，公投不是社會解決爭議的成熟做法。一個完善的民主制度，政治代表應該獲得充分授權和具備高度智慧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舉辦公投，等同將責任推卸給全體民眾，令政治代表免於獨自承擔責任。換言之，公投的本質是一場政治把戲。

假如社會在某項議題上出現兩極化的意見，舉行公投也無助取得大眾的共識。險敗的一方難以認同有關的結果，甚至有可能尋求不同途徑試圖推翻決定，增加社會的不穩。如果社會在某項議題上已經出現一面倒的聲音，那麼舉行公投更加是多此一舉，浪費資源。因此，不論社會處於何種狀態，都不存在公投的必要性。

英國公投笑話百出，既無法有效掌握民眾對去留的意見，又製造更多政治矛盾。此時此刻，香港人應該感恩沒有公投法。否則，今天的政治災難將會在明天的香港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