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推中史科必修前 應先改革課程內容及目標

博客文章

推中史科必修前  應先改革課程內容及目標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推中史科必修前 應先改革課程內容及目標

2023年03月01日 10:20 最後更新:12:50

早前立法會就推動高中課程必修中史科的無約束力動議進行辯論,有不少議員認為學生應該加強對中國歷史及地理的認識,加強民族歸屬感。事實上,類似的聲音自2019年以來不絕於耳,而且頗得政界、教育界人士及家長歡迎。但是,推動中史科必修,不應該只著眼於相關知識的政治功能,而是讓學生更好學習中國歷史及所需的技能,尤其是宏觀的分析能力,使他們更好地理解中國五千年歷史的脈絡,以及將相關技能應用在其他學科或生活的各個方面。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不能單純推動中史科必修,而是應該仔細檢討課程大綱及定下準確的學習目標。

隨著教育局在約十年前開展新高中課程,中國歷史科的內容早已面目全非。在舊學制預科課程,中國歷史科高級程度分成七大單元,分別是卷一的治亂史、制度史、思想史;以及卷二的經濟史、交通史、史學史和宗教史。除治亂史外,幾乎每個單元的內容都是從先秦時期一直延續至清代,甚至民國時期。以思想史和史學史為例,前者便是由春秋時期的四大學說儒、道、墨、法,一直讀到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和民國的白話文運動;後者則是由司馬遷《史記》開始、一直讀到宋代的《資治通鑑》及清代的《廿二史劄記》等。

至於佔總分25%的治亂史,更是從商、周時代開始考核,一直到新中國的事蹟,跨度超過二千年。不過,根據考制,治亂史的題目連同簡稱「DBQ」的資料回應題合共6條,考生只須作答其中兩題,而清末至新中國的歷史最多只佔考題的其中之一,因此絕大部分學校都會礙於課時的原因而濃縮課程,將乾隆的治世作為治亂史部分的終點。

由於課程內容極為廣泛,涉及政治、軍事、政治制度、科舉制度、經濟、外交、民間信仰等,且幾乎涵蓋中國二千五百年的事蹟,因此舊制的考生相對比較能從宏觀的角度理解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演變,初步掌握歷史發展的軌跡和脈絡。而這一點,並非新制考生所能比擬。


新高中中史課程內容大幅刪減 難令學生掌握歷史全貌

有別於過往有系統地將不同歷史的課題分門別類地學習從古至今的演變,現時新高中的中國歷史科有兩個明顯的特色,就是「炒埋一碟」和「詳近略遠」。所謂「炒埋一碟」,就是必修部分再沒有明確劃分單元,而是將不同單元在經過制訂課程人士的篩選後共冶一爐,分成上古史與近、現代史兩大部分。上古史即是從商、周開始,一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即鴉片戰爭之前,而其考核內容大致上就是拆開舊制的卷一的部分,例如治亂史就包括東漢的戚宦之爭、隋唐兩代的開皇、貞觀及開元之治、唐中葉的安史之亂;制度史部分就有宋、元、明、清的中央集權制度;思想史就僅剩先秦諸子學說。

至於近、現代史部分,亦即十九世紀中葉至新中國的部分,有別於過往因課時不足而被放棄的命運,這段為時不足二百年的內容因為「詳近略遠」的原則下,重要性被高度放大,佔分高達50%。不過,考核的部分悉數為治亂史,三個單元按年份分類,分別是1840至1911年,談討中國的對外戰爭和晚清改革;1911至1949年,談討民國年間的種種亂象,如軍閥割據、民國北伐、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以及1949年後的新中國事蹟,如三反五反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

從上可見,新高中中史科不論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都大不如前,一些重要的歷史部分,例如晉代的五胡亂華、淝水之戰、唐代至五代十國的藩鎮割據、宋代新舊黨爭、南宋抗元、明代的靖難之變、張居正變法等都刪去不談。因此,早幾年已有中史科教師大吐苦水,表示學生連岳飛等歷史名人都不認識,甚至錯將唐末名將李克用,誤認作「李克勤」或「李克強」。至於舊制的其他單元,例如思想史、制度史、宗教史等,則歸入選修單元,換言之需要視乎各間學校的選擇和安排,學生才有可能接觸到相關內容。而隨著教育局精簡內容,將選修單元由兩個減至一個,學生能夠吸收的知識就進一步減少。以上的課程改動,無異令學生對歷史脈絡的認識偏狹,甚至連基本的史實都不好掌握。

中史課程應該改革 忌取一家之言及詳近略遠

因此,在推動中史科必修之前,如果不改革課程內容,相信既讓學生們無法全面地掌握基本的歷史知識及觀念,更難以讓他們著歷史內容培養家國情懷。而要糾正這個毛病,筆者認為有兩個基本的重要原則,值得制訂課程範圍的官員及相關人士考慮。

第一,就是避免僅擷取一種歷史觀點。筆者最常舉出的例子,就是不論新、舊學制,初中抑或高中課程,都喜歡引用歷史學家錢穆對於北宋中央集權的觀點,認為當時的強幹弱枝的做法造成北宋長期積弱。雖然這種觀點其實在史學界受到不少學者的挑戰和批判,而且根據史實,雖然宋代的對外戰爭屢戰屢敗,但是經濟、貿易、文化的發展都處於中國歷史長河中的高峰,例如根據學者推算,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世界三分之一,較今天的美國更強;根據官方紀錄,宋徽宗期間中國人口更加首次突破一億,甚至傳世古畫《清明上河圖》都記下當時社會的繁華景象,足證宋代根本不是積弱的朝代。可是,香港的課程不斷引用錢穆的觀點,就影響不少學生對宋代的看法,繼而形成偏頗的史觀。

其實,隨著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加上考古技術逐漸提升,學術界出現愈來愈多不同的新穎且有更高說服力的歷史觀點。例如享負盛名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就在著作《中國大歷史》以黃河流域的地理形勢,亦即含沙量高且經常泛濫造成人命及財產威脅,逼使時人建立起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動員人力及資源對抗自然災害的意識,以解釋秦國最終成功在戰國七雄脫穎而出,統一全國的原因;又例如由北大研究員李開元撰寫的《秦謎》,就考究出秦國與楚國的長期政治聯姻關係,解釋秦始皇在位年間,宮廷內部的親楚與親趙之間的集團如何互相鬥爭促成秦亡,以及如何造就陳勝、吳廣等人以為復興楚國之名開展秦末的抗爭起義,最終造就劉邦成功取而代之,建立強大的漢朝。以上的觀點在中學的教科書幾乎完全不提,但是缺少這些的觀點就令學生既減少學習的趣味,亦難以從不同角度分析和掌握歷史事件的全貌。因此,要中史科必修且得出良好的效果,就必須與時並進兼取多家之說,豐富學生的視野。

第二,相比起「詳近略遠」,中史科更加應該「詳遠略近」。「詳近略遠」是歷史學術研究的原則之一,用以鼓勵史家利用資料、文物保留較為完整的近、現代史料進行更多研究,梳理近、現代發展進程對今時今日的影響。筆者相當明白,不少社會人士亦希望藉此鼓勵學生吸收近代中國歷史的屈辱史,培養學生的民族身分認同和對新中國所取得之成就的自豪感。可是,「詳近略遠」的缺點是古代歷史內容經過過份的縮減,學生不但未能學習部分重要的內容,亦難以理解整個歷史流程變化的關係。以新高中中史科內容為例,根據課程大綱和教科書內容,對於宋元明清四朝的中央集體措施都是讚多於彈。但是如此一來,既然制度如此巧妙、成功,就無從解釋為何四朝最終都走向衰亡。這種歷史的空白,反而造成學生對歷史真相的困惑,甚至影響學習意欲。

正如上述,歷史研究一直推陳出新,加上近、現代史的文獻較多及較齊全,歷史觀點也一直推陳出新,甚至時常有後人推翻前人之說的現象。如果學科課程大綱和內容太早為事件定下結論,恐怕會在觀點未經時間的洗禮和學術的考驗下,便草率地向學生灌輸,繼而塑造他們對有關歷史事件的不當觀念或看法。以文化大革命為例,筆者猶記得當年教科書及考試內容均將運動爆發的其中一項主因,是毛澤東不甘退居二線,希望重新復出爭權。但是,隨著更多文獻流出,加上史學家的不斷研究,更多人認為文革的導火線,是因為毛澤東希望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認為當下黨內或黨外都出現「修正主義」的思潮,為了避免管治階層特權化,重蹈蘇聯的覆轍,於是認為只有透過無限革命,不斷鞏固人民對共產主義信念的堅持,才能維護新中國的社會基礎。然而,這種觀點目前既非香港中學教程之主流,甚至考試時也難被看成是標準答案,結果反而引導學生學習一堆似是疑非的歷史知識,繼而產生對近、現代政權或人物的偏頗、狹隘的看法。

筆者打個比喻,現時很多社會人士鼓吹中國歷史科必修,就等於認為吃蔬果一定有益健康。雖然多吃蔬果的確對身體有好處,不過也要視乎蔬果的份量、配搭、產地、季節、有否使用農藥、食家的體質等不同因素,我們才能判斷某種蔬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人體的健康。同樣道理,學生多認識中國歷史當然是好事,但也要視乎教材、課程設計、內容、學習目標、考核準則、需要學史的目標對象及其理解能力等,才能最大程度上發揮歷史科帶來的效果。如果我們只顧推動必修,而不從源頭著手審視課程內容和目標,筆者擔心,學生不但不會對中國歷史產生好感和興趣,反而會出現抗拒、無助等負面情緒,最終適得其反。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近日政府宣布更多關於興建簡約公屋的細節,包括增加市區的選址,例如啟德、柴灣等地方。雖然不少市民都認為有關計劃有助提升簡約公屋的吸引力,加快輪候公屋市民入住公營房屋,但是亦有部分市民,特別是新選址鄰近社區的居民則極力反對,甚至一度打算舉辦遊行要求政府撤回方案,為政府落實簡約公屋帶來了變數。

這些反對聲音主要來自啟德的私人住宅居民,他們認為花費鉅額購入單位,是看中該區的發展潛力和周邊配套。政府一直銳意打造啟德成為香港重要的商業及旅遊核心地帶,使當區的單位具備升值潛力。假如政府利用啟德的閒置土地作簡約公屋的發展用途,居民擔心當區的商業價值及原定發展計劃將會受到影響,亦會增加交通及其他社區設施的負荷,從而打擊樓價,對業主造成不公。

樓價高低視乎多方因素 難言簡約公屋的影響

筆者絕對能夠理解業主們的心情,當個人利益受損,公開表達意願乃是人之常情。可是,捍衛個人利益不等於訴求就是合理。首先,政府並沒有責任確保任何私人住宅的買家必然可以保值或升值。政府賣出土地讓發展商興建及出售樓宇的目的,是讓有經濟能力的市民有更多樂業安居的選擇,而不是讓業主將房屋當作生財的工具,永遠維持私人住屋市場只升不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私人房屋作為一種商品,在正常情況下,價格應由市場而不是由政府決定。因此,政府不可能亦沒有責任保證每一個業主都必定可以從物業買賣中獲得好處,更加不應作為制定全盤民生政策時的主要考慮因素。

退一步來說,如果業主認為政府的政策與其單位的價值有關,並要求政府為其損失承擔責任,那麼,當政府規劃啟德作為未來香港的發展重心,不斷增加周邊的基建及設施,如港鐵站、運動場、郵輪碼頭等,使當區的物業價值水漲船高之時,業主們可曾想過與政府分享物業升值帶來的收益?可有大聲高呼答謝政府完善的規劃和建設?當政府推出有利業主的方案時就視為理所當然,到政府作出不利業主的決策時則大力反對,這種心態無異於輸打贏要,諉過於人。

事實上,足以左右樓價高低的因素五花八門,宏觀如全球經濟狀況、利率、股票債券市場潛在收益、香港的單位落成量及供應量,微觀如社區的可達度、周邊設施是否齊全新穎、有否大型商場進駐、甚至屋苑的樓齡、間隔、用料、管理等等,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以去年為例,香港的各類私人住宅單位售價指數自2003年以來首次下跌,從2021年的392.7下降至369.7,正是因為俄烏戰爭爆發造成全球能源及原料價格上漲,引發西方社會陷入大幅通脹的危機,逼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紛紛加息,使樓價在炒賣活動受到壓抑下稍為回落。

因此,既然樓價是受到一籃子因素拉扯下才會有所變動,我們難以斷言興建簡約公屋一定會造成啟德一帶的私樓價格下跌。再者,香港祟尚自由市場,鼓勵海外資金進出香港,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營商環境、背靠祖國和聯通世界的優勢等等,只要社會保持穩定及有序發展,長遠而言香港的樓價只會一路向好。換言之,啟德的私人屋苑仍然很有可能升值或至少保值,業主根本無需過慮自身利益會因為簡約公屋而受損。

拖延計劃社會成本更大 既得利益者應以大局為重

其實,社會已經面對房屋短缺問題多年,造成超過22萬名市民長期居住在劏房、籠屋等不適切居所。除了環境、設施和公共空間有欠衛生及齊全之外,許多家庭更加因為租金以及其他開支如電費、水費等過於昂貴而導致生活十分拮据。這些家庭的子女亦因為居住空間狹小而難以溫習功課,以及因為家庭財政壓力而未能報讀興趣班或補習班,以致學業成績往往較為遜色,進而影響未來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如果政府的簡約公屋計劃受阻,長遠而言肯定引致貧富懸殊加劇及跨代貧窮問題惡化,並促使階級對立的情況變得更加尖銳,甚至進而損害社會穩定和團結,令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因此而付出更大的社會代價。因此,反對興建簡約公屋表面上可以保障個人利益,但是實際上卻帶來得不償失的後果。

韓國經濟學家張夏准曾經撰寫一本名為《踢走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的書籍,書中講述西方列強其實在歷史上很長時間都是實施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以加快累積財富,但是同時他們卻在成為經濟強國後利用自身影響力,與國際大型經濟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別人開放市場及容許資金自由進出,試圖拖慢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速度,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優勢。同樣地,有部分市民享受過社會提供的資源和好處,例如免費教育、公營房屋、低稅環境等等,繼而晉身成為既得利益者之後就「過橋抽板」,為求一己私利而扼殺草根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和空間。正如西方社會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要建立一個正義社會,任何社會決策都應該對最弱勢的群體最有利。如果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追求分配正義的地方,就請不要再阻撓簡約公屋的計劃,令社會陷入無謂的內耗和紛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