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立法會審議<<醫生註冊條例草案>>，引起醫學界議員與政府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為敵的局面。代表醫學界的梁家騮，為了阻止通過有關法案，多次利用點人數的方式拉布。政府官員及大部分議員直斥有關行為不當，例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以「極端不妥當」形容是次拉布；自由黨的方剛則諷刺梁家騮的行為令他「大開眼界」；工聯會的王國興認為有關做法「過份情緒化，令人反感」。即使是曾經拉布的政黨如民主黨和公民黨亦對是次行為表達不滿。
筆者無意分析是次草案是否合理，亦不願評論梁家騮的行為是否恰當。不過，他的行為，正好說明現時立法會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
梁家騮選擇「以一敵百」，與民為敵，背後的動機與議席有關。由於他是醫學界議員，只要醫學界選民認為議案與其界別利益有關，作為業界代表的他便要挺身而出，表達選民的意見和捍衛業界的利益。在今次的改革議案中，由於醫方認為議案可能損害醫生的專業性和獨立性，梁家騮便不顧公眾反對，一意孤行地以拉布阻撓議案通過。換言之，對於梁家騮而言，約11,000名選民的醫學界，比起700萬名市民的利益更為重要。
一些反對派激進份子會認為，以上問題是功能組別的獨有現象。只要廢除功能組別，一切亂象便可迎刃而解。然而，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事實上，即使是來自地區直選的議員，同樣因為區區幾萬名選民的意見而不斷拉布，頻率之高更甚於梁家騮，拉布四子正是一例。因此，問題的本質，不在於功能組別的存廢。
問題的核心，是選民代表的支持基礎過於狹窄。不論是地區直選或功能組別的議員，只要取得數千至三萬名選民的支持，便可穩奪立法會議席。由於議席競爭激烈，加上期望未來能夠連任，議員一般十分重視選民的意願。為了回應他們的訴求，即使將他們的意願凌駕於整體社會的福祉也是在所不惜的。
試想想，如果贏得一個立法會議席需要三十萬票，當該名議員需要就有可能令他流失一、兩萬名選民支持的議案表態時，該名議員會有較大的空間和誘因談判和妥協。因為失去一、兩萬張選票不一定導致他在下場選舉中落敗，他亦可能因此得到持相同意見的人士認同。相反，在香港這個「小眾政治」的環境，加上「一票都不能少」的激烈競爭下，各個政治代表自然出盡法寶，務求滿足支持者的需要。
表面上，香港進入一個趨向政治平等的年代；實際上，所謂政治平等的結果就是形成數十個「少數特權階級」。這些「特權階級」人數可能不過數千或數萬人，在議會的力量可能只是七十份之一，但是只要牽涉他們的利益，便可藉著政治代表的力量，抗衡七百萬市民的意願，癱瘓議會的運作。當所有議案必須得到七十名議員共同支持，哪怕只有一個議員反對亦無法成事，便可解釋為何行政機關寸步難行。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眼下的香港，則是少數壓倒多數。當一個社會，少數的影響力可以大於多數，本質上與特權無異。愈趨民主化的香港，似乎同時愈趨特權化。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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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遊行向來是政界高度重視的民意標準。假如參與人數眾多，政府便會承受龐大壓力，部分問責官員更加需要引咎下台以平息民憤，03年50萬人上街遊行致令梁錦松和葉劉淑儀先後辭職便是一例。
今年的七一遊行人數繼續成為焦點，但原因不是遊行人數眾多，而是民陣公佈的數字與學者及警方的推算分歧極大。其實，民陣統計人數的方式向來備受爭議，與學者的推算時有出入，差距由0.05倍至4.67倍不等。然而，今年再一次打破紀錄，雙方的數據差異高達4.78倍，因而惹來不少人士質疑有關統計水份甚多。
不過，本文希望討論的不是民陣的「數字遊戲」，而是特首民望與遊行人數的關係。事實上，特首民望的高低，的確影響七一遊行人數的多寡。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資料，03年7月董健華的評分為36.2分，結果當年出現50萬人大遊行。翌年，董健華的民望回升至44.8分，根據學者的推算，當年的遊行人數介乎18萬至20萬之間。同樣地，05年就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評分高達72.3分，是歷任特首的最高評分，同年的遊行人數亦錄得史上最低的約2萬人。當曾蔭權民望逐步下滑，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亦逐漸增加。例如11年7月曾蔭權評分為45.8分，同年的七一遊行人數增加至5萬9000至6萬7000人。
從上可見，特首民望與七一遊行人數呈現負相關的關係。但是，這個關係在梁振英任內則完全不成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指出梁振英的現時評分為38.3分，是梁振英任內第三低分，較兩年前同期更加下滑約10分。不過，遊行人數卻由14年的15萬人，減少至今年的2萬3000人。這個紀錄，是僅次於05年和08年，史上第三低的數字。
如果特首民望與七一遊行人數必然存在關係，那麼，只有兩個潛在答案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一，是統計遊行人數的學者出現誤差；二，是梁振英的民望根本不是如此不濟。但是，大家不難發現前者出錯的機率極低。首先，學者的統計方法是國際標準，即使稍有誤差亦不可能出現龐大差距。其次，學者的估計數字與警方提供的數字接近。而且，從電視資料可見，遊行人數與去年相若，參加人數絕不可能多於15萬人。
假如學者的數據沒有出錯，那麼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其實梁振英的民望不但不如調查般低落，反而是民望較過去數年有所改善呢?筆者不是「梁粉」，但梁振英過去四年任期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在房屋、扶貧、安老及中港關係方面，例如「雙辣招」、「零雙非」、「限奶令」、展開退休保障諮詢、擴大長者乘車優惠等等，梁振英的工作的確能夠回應民意。不論港人對梁振英有何意見，都不能抹殺他在有關領域的付出。雖然香港依然充斥深層次矛盾，政府的施政亦存在一定瑕疵，但至少梁振英及其管治班子已經透過多項政策舒緩部分市民的怨氣。當社會怨氣減輕，遊行人數便會隨之下降。
筆者不是暗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立場偏頗，造成梁振英民望欠佳的現象。筆者相信，形成這種巨大認知落差的主因，是港人習慣人云亦云。當社會一面倒地批評梁振英，即使政治冷感或無知之輩亦會信以為真，以為梁振英是眼前香港困局的唯一因素，繼而加強對梁振英的負面看法。但是，當要求大家身體力行，用腳步表達對梁振英的不滿時，大部分頭腦清醒的市民便找不到充份的理由了。
必須重申，筆者不是為梁振英「護航」，只是認為坊間的民意調查無法有效反映梁振英的民望。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下，梁振英的評分僅得38.1分，分數與03年7月的評分相約。然而，03年的香港面對廿三條爭議和沙士侵襲，加上經濟蕭條、民心向背，才會出現如此極端的政治動盪。現時的香港，不論人均收入或是失業率遠較03年為佳，亦沒有出現大型的政治爭議，梁振英的民望不可能如此不堪。七一遊行人數逐年下降，也許是檢驗梁振英表現的最佳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