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到衰敗之路

博客文章

到衰敗之路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到衰敗之路

2023年05月11日 18:44 最後更新:19:00

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雖然對他的觀點不盡認同,但覺這本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將自由主義完全理想化,容易令年輕人受落。

海耶克在書中對政府管制強烈的計劃經濟,發出嚴厲警告,認為這種制度必導致集權暴政,他進一步論證,若拋棄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將導致自由喪失、社會壓逼和個人被奴役。
我當年讀這本書時,已察覺一個問題,如果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正確理論,為什麼美國不將之奉為圭臬,而要實行相當的干預呢?如果純粹的自由,無論在市場、在輿論場還是政治場,都可以因為無形之手而自然地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的話,為什麼美國不嘗試實行這種制度,而只是向其他國家推銷呢?

海耶克的信徒們很推崇香港的制度,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甚少,相對於美國,香港才是自由市場的典型。部份論者甚至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純粹歸因於香港殖民政府推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政策。然而,這是一種既容易、也神化了的自由市場成功論。

在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台灣及南韓,對市場的干預比香港多很多,甚至由政府主導重要經濟發展政策,例如台灣在70年代,國民黨政府謀劃發展半導體產業,1974年在台北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政府官員和科研業界開了一個早餐會,就決定要搞台積電這公司。可見,不一定是自由市場才可帶來經濟成功,反之香港的自由市場也不一定是經濟成功的主因,更可能是因為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這片廣闊的腹地。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偷運一些內地緊缺物資回大陸的窗口就已經賺到大錢。到改革開放後,香港就以前店後廠模式,食盡了內地經濟起飛的紅利。

海耶克的信徒們後來在東歐盡展所長,進行全面套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自由體系的最大實驗,是在蘇聯及東歐鐵幕在1991年解體之後,大量東歐國家採用「震盪療法」,一夜之間改成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但是,32年過去,幾乎找不到一個成功的案例。很多前東歐國家,變成了西方的附庸,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拿出一個亮麗的發展業績。反觀中國,就在這30多年間,拼發光芒,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錯誤,是假設無形之手可以達致均衡。但現實上,無論是市場、政壇或輿論場,完全自由會與均衡狀態越離越遠。就以言論自由為例,《明報》停刊了尊子的漫畫後,有人問,香港難道連政治諷刺也容不下?

2017年香港回歸20年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訪問,有一個擅玩政治諷刺的網媒發了一個帖子,將習近平稱為「屎大大」(這是使用了普通話「習大大」的諧音),這個帖子在網上瘋傳,成為習主席那次訪港最高互動量的帖子。

不要小看這些「屎大大」的諷刺文宣,它觸發年青人對國家的輕藐和污衊,可能比1000篇正正經經批評中國的文章更深入人心。言論自由可以容許理性的批評,但不能接受無止盡地激進化的偏見。但現實上,自由不會帶來自律,自由不會適可而止。

結論是,沒有界線的自由,不會讓一個國家或社會走上發展之路,反而會走上激進化的衰敗之路,經濟如是,政治也如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年93歲高齡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到處歇斯底里地推銷古典自由主義式的開放社會,但卻是「美國例外」。美國對付異見,沒有半點自由主義味道,從用莫須有的借口扼殺華為,到把激進份子送到關塔那摩監獄接受水刑逼供,不正正是海耶克口中的暴政嗎?

盧永雄

Tags:

明報

往下看更多文章

為何需要境外干預罪

2024年02月23日 18:30 最後更新:20:18

23條立法諮詢步向尾聲,有報章撰文引述學者意見,指境外干預罪毋須帶來嚴重後果,「似乎超越單純維護國安的範圍」,擔心正常新聞工作、學術工作會誤墮法網。

對此罪名立法的必要性,值得深入探討。

相關報章的報道詳細比較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和《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一個焦點干預意圖或情節。《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要求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但「境外干預罪」無要求有嚴重後果。

背後的問題是,有了「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為何還需要「境外干預罪」?

第一,《港區國安法》要求高門檻。「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要求證明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往往是在事發之後才能證明。

舉一個例子,職工盟長年收受有「民間中情局」之稱的美國NED機構屬下組織捐贈款項,累計數額過千萬,配合NED屬下組織主導的活動,攻擊國家「一帶一路」政策會為相關國家帶來負面影響,於是推出一份所謂研究報告,大力唱衰「一帶一路」政策壓榨勞工。當大家知道這個組織是長期收取美國直接資助,然後配合美國政治議題進行所謂研究,並無做任何實質的研究工作,只是將相關資料「炒埋一碟」,就作出結論,這亦是美國政府指控中國「一帶一路」帶來債務陷阱等問題的慣技,她經常引述一些所謂「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其實他們幕後資助這些非政府組織。在此個案中,要證明這些行為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有相當高的難度,但這又是明顯受外國勢力操控,意圖干預中央政府施政的行為。有了「境外干預罪」,就可以防止本地政治組織收外國錢攻擊中央了。

第二,外國的巨大威脅。先不論美西方國家已經大量制定反外國干預罪,控制外國干預的風險,單從近年地緣政治的變化和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已經知道立法的必要。

美國中情局在2021年宣佈成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這是一個針對中國的專門機構, 在中情局歷史上還是首次。可見拜登政府繼承特朗普政府視中國為敵的定位,對外加強與盟友的合作,對內大力加強政府相關組織,發動對中國的滲透和影響,已是公開的秘密。 只有《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罪」遠不足夠,也需要新的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加固防護,防患未然。

第三,新聞界和學術界會誤墮法網嗎?即使立法有必要,香港仍有需要保障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所以提出相關疑問可以理解。但就現時政府建議罪行的釐定方式,要反覆證明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入罪並不容易,估計正常從事新聞和學術工作的人,不會誤墮法網。那麼哪些是「不正常」的例子?

新聞界的例子,自然是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了。黎智英案的相關案情披露,情況令人震驚,黎智英和外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不但在2019年7月香港黑暴事件高峰期,前往美國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更長期和美國國防部及駐港總領事館的現任和前任高官,保持極緊密關係,甚至可以將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要求《蘋果》擴大報道陳方安生訪美的指示,直接轉給《蘋果》社長張劍虹,叫他執行。這種行為就跌入「參與外國政府策劃或主導的活動」,或「代其作出行為」的範疇,明顯意圖干預特區施政,恐怕正常的新聞工作者,都不會做出這種政治性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前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2014年佔中的時候。他竟將佔中的秘書處設在港大,組織不知名的捐款,借用港大來聘用一名佔中運動的秘書,到東窗事發後,港大按規定要求申報捐款的來源,戴耀廷初期在內部不斷推搪拒不提交待捐款人的真實身份,後來就找了牧師朱耀明的名字來搪塞。利用一間大學作為佔中秘書處,借大學名義搞出很多活動來撐佔中,這不單不是正常學術研究的行為,更加是濫用大學資源進行政治活動,如果背後有外國勢力的參與,就會跌入境外干預罪的範疇。

結論是,政府訂立新的境外干預罪之後,正常做新聞工作或做學術研究的機構,很難誤墮法網。不過想利用新聞機構、學術機構或工會組織去協助外國外地政府推動他們的政治議程,甚至想推翻特區或中央政府的話,就當然會受到規管。

看看香港的往績,正正是李卓人、戴耀廷、黎智英這些人濫用了自由,逼得政府要加強規管,他們才真正是自由的破壞者。

盧永雄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