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雖然對他的觀點不盡認同，但覺這本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將自由主義完全理想化，容易令年輕人受落。
海耶克在書中對政府管制強烈的計劃經濟，發出嚴厲警告，認為這種制度必導致集權暴政，他進一步論證，若拋棄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將導致自由喪失、社會壓逼和個人被奴役。
我當年讀這本書時，已察覺一個問題，如果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正確理論，為什麼美國不將之奉為圭臬，而要實行相當的干預呢？如果純粹的自由，無論在市場、在輿論場還是政治場，都可以因為無形之手而自然地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的話，為什麼美國不嘗試實行這種制度，而只是向其他國家推銷呢？
海耶克的信徒們很推崇香港的制度，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甚少，相對於美國，香港才是自由市場的典型。部份論者甚至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純粹歸因於香港殖民政府推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政策。然而，這是一種既容易、也神化了的自由市場成功論。
在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台灣及南韓，對市場的干預比香港多很多，甚至由政府主導重要經濟發展政策，例如台灣在70年代，國民黨政府謀劃發展半導體產業，1974年在台北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政府官員和科研業界開了一個早餐會，就決定要搞台積電這公司。可見，不一定是自由市場才可帶來經濟成功，反之香港的自由市場也不一定是經濟成功的主因，更可能是因為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這片廣闊的腹地。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偷運一些內地緊缺物資回大陸的窗口就已經賺到大錢。到改革開放後，香港就以前店後廠模式，食盡了內地經濟起飛的紅利。
海耶克的信徒們後來在東歐盡展所長，進行全面套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自由體系的最大實驗，是在蘇聯及東歐鐵幕在1991年解體之後，大量東歐國家採用「震盪療法」，一夜之間改成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但是，32年過去，幾乎找不到一個成功的案例。很多前東歐國家，變成了西方的附庸，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拿出一個亮麗的發展業績。反觀中國，就在這30多年間，拼發光芒，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錯誤，是假設無形之手可以達致均衡。但現實上，無論是市場、政壇或輿論場，完全自由會與均衡狀態越離越遠。就以言論自由為例，《明報》停刊了尊子的漫畫後，有人問，香港難道連政治諷刺也容不下？
2017年香港回歸20年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訪問，有一個擅玩政治諷刺的網媒發了一個帖子，將習近平稱為「屎大大」（這是使用了普通話「習大大」的諧音），這個帖子在網上瘋傳，成為習主席那次訪港最高互動量的帖子。
不要小看這些「屎大大」的諷刺文宣，它觸發年青人對國家的輕藐和污衊，可能比1000篇正正經經批評中國的文章更深入人心。言論自由可以容許理性的批評，但不能接受無止盡地激進化的偏見。但現實上，自由不會帶來自律，自由不會適可而止。
結論是，沒有界線的自由，不會讓一個國家或社會走上發展之路，反而會走上激進化的衰敗之路，經濟如是，政治也如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年93歲高齡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到處歇斯底里地推銷古典自由主義式的開放社會，但卻是「美國例外」。美國對付異見，沒有半點自由主義味道，從用莫須有的借口扼殺華為，到把激進份子送到關塔那摩監獄接受水刑逼供，不正正是海耶克口中的暴政嗎？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