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完善政制之後，體制運作暢順，但西方國家認為香港搞的不是他們的一套，自然不大高興。
最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英國媒體訪問的時候，討論到香港民主的問題，指西方民主制度下，人們不會為共同利益而投票，只會為自己的利益，因此遵從民意是危險的。她又認為西方的多元化多樣性的制度模式，從來不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形容過去20年香港的民主實驗失敗。
政治體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西方媒體的話術當中，通常會帶偏了方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研究香港如何發展民主。
第一，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本無西方式民主。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一百多年來並無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制，體制主要部份並無普選成分。到1979年 港督麥理浩赴京求見鄧小平，得悉中國將堅持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回港就急急開啟香港政制發展進程，在1982年成立區議會，到1985年開始直選區議員和間選立法局功能組別議員。與此同時，1984年中英談判結束，簽署聯合聲明，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未來的治港方針，包含「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要注意鄧小平提的「現有」，是指1984年的現狀，當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功，和實行西方式的選舉並無關係。
第二，《基本法》設定普選只是一個目標。很多人說《基本法》裏已說明行政長官要普選產生，這亦是一個誤解。我當時親身採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當時草委會內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司徒華、李柱銘為首的意見，認為香港要快速推行直選；另一種是內地草委及香港工商專業界草委的意見，認為香港不宜直選。
由於《基本法》還在草擬時，英國已經在立法局引入直選，所以最後就訂出一個妥協方案，以行政長官選舉而論，在《基本法》第45條中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致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最後「的目標」這三個字是有意加上去的，這不是一個必須進行的制度，而是一個目標。如何或是否達成這一個目標，要看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發展政制的結果而論。
《基本法》作為一部小憲法，規定未來長遠的事情，不能隨意修改，當時加上「的目標」這3個字的審慎寫法，現在證明非常正確。香港在政制發展時出現的困難和衝擊，突顯了當時草擬《基本法》的智慧。
第三，良好的政治制度要解決發展與分配的問題。在討論民主政制的時候，很多人變成一種為「唯普選論」，這是把過程當作目的，將過程神聖化、偶像化、僵化，忘記了發展民主政制的目的。以幾百年前發展西方式民主體制的歷史而論，隨著經濟逐步發展，產生資產階級，當時的封建王權式統治，對資產階級推動經濟發展構成極大的約束，最後在資本家的推動下，逼使皇帝同意組成議會，分享權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產生的目的，是與經濟發展的目標相適應，這個背後亦有分配的問題，如果皇帝壟斷了政治權力，同時亦會壟斷了經濟發展的利益，就和資本家產生直接矛盾。以法國為例，最後透過革命，將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
反過來說，如果為民主而民主，搞出一種政制癱瘓社會經濟發展，無人會覺得這是一種好的制度。以香港為例，早在2015年，政府已經投訴在立法會內拉布，當年有4個公營房屋項目共8800個單位，受撥款進度影響而大幅推遲入伙期限，當中有6400個屬於公屋單位。輪候公屋居民的利益無人代表，以不能租住廉價公屋而要入住劏房、租金差額一個月7000為例，一年下來輪候戶就不見了84000元，單計這一年，這6400多個公屋輪候戶合共就不見了5.4億元，香港當時的體制失效，嚴重阻礙了香港整體的發展，損害了低下階層的利益。
第四，香港試行諮議式民主。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後，美國曾一度認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就是歷史的終結，美國的政治學家福山因此而聲名大噪，如今來看，福山的寓言只是一個笑話。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並不會因為發生一件重大事件而終結，亦都沒有人可以說哪一種制度是完美，可以是終結式的制度。近年西方民主制度毛病叢生，民粹政治興起，導社會嚴重撕裂，亦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頑疾。
如果多元化和政治兩極化鬥爭是同義詞的話，香港的政制就不一定硬要增加政治多元化的成分，因為越多元越多鬥爭，接著就出現上述的拉布失效的狀況。香港現行的是一種比較接近諮議式的民主體制，並無對抗式的政黨政治形態，但加入了很多諮詢協商的過程，政府和代表著社會不同利益的團體，不斷諮詢，修正政府的政策內容，同樣可以將一些不受歡迎或有缺陷的政策修訂或推遲，政府暫緩推行垃圾徵費就是一個好例子。
如果西方的政治文化是多元化的話，西方探討政制發展的模式亦應該多元化，不應該只把自己的制度，單一的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們討論民主政制的發展，亦不一定要跟隨西方的邏輯。當我們見到烏克蘭第四任總統阿努科維奇，完全是根據西方民主政制方式產生，但由於他是親俄而不親美，結果被美國支持的一場顏色革命推翻下台，就知道美西方講求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她們更加不關心制度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