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香港完善政制之後，體制運作暢順，但西方國家認為香港搞的不是他們的一套，自然不大高興。
最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英國媒體訪問的時候，討論到香港民主的問題，指西方民主制度下，人們不會為共同利益而投票，只會為自己的利益，因此遵從民意是危險的。她又認為西方的多元化多樣性的制度模式，從來不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形容過去20年香港的民主實驗失敗。
政治體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西方媒體的話術當中，通常會帶偏了方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研究香港如何發展民主。
第一，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本無西方式民主。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一百多年來並無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制，體制主要部份並無普選成分。到1979年 港督麥理浩赴京求見鄧小平，得悉中國將堅持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回港就急急開啟香港政制發展進程，在1982年成立區議會，到1985年開始直選區議員和間選立法局功能組別議員。與此同時，1984年中英談判結束，簽署聯合聲明，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未來的治港方針，包含「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要注意鄧小平提的「現有」，是指1984年的現狀，當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功，和實行西方式的選舉並無關係。
第二，《基本法》設定普選只是一個目標。很多人說《基本法》裏已說明行政長官要普選產生，這亦是一個誤解。我當時親身採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當時草委會內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司徒華、李柱銘為首的意見，認為香港要快速推行直選；另一種是內地草委及香港工商專業界草委的意見，認為香港不宜直選。
由於《基本法》還在草擬時，英國已經在立法局引入直選，所以最後就訂出一個妥協方案，以行政長官選舉而論，在《基本法》第45條中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致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最後「的目標」這三個字是有意加上去的，這不是一個必須進行的制度，而是一個目標。如何或是否達成這一個目標，要看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發展政制的結果而論。
《基本法》作為一部小憲法，規定未來長遠的事情，不能隨意修改，當時加上「的目標」這3個字的審慎寫法，現在證明非常正確。香港在政制發展時出現的困難和衝擊，突顯了當時草擬《基本法》的智慧。
第三，良好的政治制度要解決發展與分配的問題。在討論民主政制的時候，很多人變成一種為「唯普選論」，這是把過程當作目的，將過程神聖化、偶像化、僵化，忘記了發展民主政制的目的。以幾百年前發展西方式民主體制的歷史而論，隨著經濟逐步發展，產生資產階級，當時的封建王權式統治，對資產階級推動經濟發展構成極大的約束，最後在資本家的推動下，逼使皇帝同意組成議會，分享權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產生的目的，是與經濟發展的目標相適應，這個背後亦有分配的問題，如果皇帝壟斷了政治權力，同時亦會壟斷了經濟發展的利益，就和資本家產生直接矛盾。以法國為例，最後透過革命，將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
反過來說，如果為民主而民主，搞出一種政制癱瘓社會經濟發展，無人會覺得這是一種好的制度。以香港為例，早在2015年，政府已經投訴在立法會內拉布，當年有4個公營房屋項目共8800個單位，受撥款進度影響而大幅推遲入伙期限，當中有6400個屬於公屋單位。輪候公屋居民的利益無人代表，以不能租住廉價公屋而要入住劏房、租金差額一個月7000為例，一年下來輪候戶就不見了84000元，單計這一年，這6400多個公屋輪候戶合共就不見了5.4億元，香港當時的體制失效，嚴重阻礙了香港整體的發展，損害了低下階層的利益。
第四，香港試行諮議式民主。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後，美國曾一度認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就是歷史的終結，美國的政治學家福山因此而聲名大噪，如今來看，福山的寓言只是一個笑話。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並不會因為發生一件重大事件而終結，亦都沒有人可以說哪一種制度是完美，可以是終結式的制度。近年西方民主制度毛病叢生，民粹政治興起，導社會嚴重撕裂，亦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頑疾。
如果多元化和政治兩極化鬥爭是同義詞的話，香港的政制就不一定硬要增加政治多元化的成分，因為越多元越多鬥爭，接著就出現上述的拉布失效的狀況。香港現行的是一種比較接近諮議式的民主體制，並無對抗式的政黨政治形態，但加入了很多諮詢協商的過程，政府和代表著社會不同利益的團體，不斷諮詢，修正政府的政策內容，同樣可以將一些不受歡迎或有缺陷的政策修訂或推遲，政府暫緩推行垃圾徵費就是一個好例子。
如果西方的政治文化是多元化的話，西方探討政制發展的模式亦應該多元化，不應該只把自己的制度，單一的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們討論民主政制的發展，亦不一定要跟隨西方的邏輯。當我們見到烏克蘭第四任總統阿努科維奇，完全是根據西方民主政制方式產生，但由於他是親俄而不親美，結果被美國支持的一場顏色革命推翻下台，就知道美西方講求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她們更加不關心制度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