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改革創新者勝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結束，為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定調，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2029年這個時間點。

國家過去提出過兩個清晰的時間目標，第一是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是第二個100年(第一個100年是建黨100年即2021年)，即建國100年到2049年時，「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如今三中全會再提出 一個中期目標，去到2029年即5年之後，在新中國成立80年之時，要完成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換言之是要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措施，都要全面到位，然後集中力量衝刺。

要了解這一次三中全會的背景，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中國已經發展到快要全面超越美國，但美國做慣世界霸主，忍受不到中國在各個領域被一步一步超越，所以就要想方設法，用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打壓中國，造成中國外部環境的最大挑戰。

第二，中國的體制改革去到深水區。中國的發展已經是出現一個從量到質的變化，過去利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釋放巨大的生產力，將中國的製造水平，特別是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推上世界的前列。但當中國經濟體量去到現在這種規模的時候，要達到每年5%的增長目標，就等於每年要生一個瑞士的經濟出來。加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開始增加，未來發展只能夠從量到質的超越，要全面發展高質量的產業，這是一個重大的結構轉變。

中國面對內、外環境的挑戰，改革亦去到一個深水區。三中全會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召開，為未來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定調。

細看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主要有幾個重點。

第一，唯改革創新者勝。中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 開始全面推進改革開放，發展出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巿場經濟模式，當中主要政策包括1. 對內改革和2. 對外開放。今次全會亦是要全面推動中國的改革創新，當中各行各業都要迎接根本性的創新變革，將生產力進一步釋放出來。

中央委員、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表示，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特別是要堅決克服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

聽完這些與會者的解讀，可以總結為中國要建設一個全新型的舉國體制。新華社的總結為：「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而具體的做法是要推進建設大量世界一流的企業。

以廣東為例，中央委員、廣東省省長王偉中表示，廣東要把構建「全過程創新鏈」作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的重大抓手，談到建構「新質生產力」的話題，他表示要圍繞從「0到1」的原始創新， 持續加大基礎研究投入，下大力氣推動「從1到10」的創新成果轉化， 以及「從10到100」的產業化，佈局一批概念驗證中心和中試平台，更大力度提升創新效能。

如果很多人不明白什麼是新質生產力，以電動車為例，從0到1的原始創新是包括電池等的基礎研究，從1到10就是如何將創新成果轉化，將研究成果變成為可以盡量短時間充電和高效的鋰電池，從10到100的產業化就是建構成好像寧德時代和比亞迪這些世界領先的電池和電動車企業。

第二，全面對外開放。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誌，當美國發動全世界要對中國脫鉤斷鏈、甚至想阻礙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時，中國就反其道而行，進一步開放，歡迎外資到中國投資。中央委員、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表示，此次全會進一步強調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他說要「進一步擦亮投資『中國品牌』，做好負面清單的『減法』（即是減少限制外資進入或持股的行業）、營商環境的『加法』（即是盡力改善外商投資中國的環境），讓中國大市場成為全球創新活動的『強磁場』。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新華社的總結是，「開放和改革從來都是相伴而生，相互促進，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誌。」

第三，發展中重安全。新華社指，安全與發展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有外部分析指三中全會提出強化安全觀，將國家安全和中國式現代化連在一起，加上將宏觀調控和財稅金融改革置前，可見中共重視內外的安全，他們因而有三中全會決定「偏緊」的印象。我認為這只是一個錯覺，發展不能夠不注重安全，特別是在現在這樣的地緣政治環境裏，更加應該要注重安全。不過，中央並不是要將安全置於改革開放之前，反而是認為 安全和發展是要兼顧的兩個並行不悖的目標，全會決定並無「偏緊」的意味。

或許外界期望三中全會會有很明確的改革開放新政策，估計中央的確有這些政策，而且會陸續出台，但是面對現在國際環境的變局，中央亦無必要一下子將牌打盡，特別是特朗普很大機會再度成為美國總統，說不定又可能會與中國重打貿易戰，留一手應對未來的變局，亦是合理的做法。總體而言，以中國的往績和中共的執行力，2029年的目標必可以達到。

盧永雄

21年前，2003年7月1日，打開《蘋果日報》，只見頭版大字標題有8個字：「走上街頭不見不散」，內頁還送一大張「今日遊行」海報。我當時感到很驚訝，為何媒體可以這樣做，公然用自己的新聞版面，大做政治宣傳呢？

2003年7月1日蘋果日報的頭版。

這和我學的西方新聞專業理論，南轅北轍。按西方新聞學理論，傳媒應該客觀中立，媒體並不是不可以有政見，但應該在好像社論或評論這些欄目中表述，而新聞就是新聞，應該客觀中立。

早在2003年開始，《蘋果日報》的做法，已經完全歪離了西方新聞學理念，後來我細心觀察《蘋果日報》的發展，發覺它越搞越癲。有一次泛民議員劉慧卿在立法會發表了一些罵政府的言論，我看第二天的《蘋果日報》，想詳細了解一下劉慧卿在罵什麼，結果只見蘋果頭版大字標題是講同一個議題，但全部是《蘋果》自己的政見，連引述他人的意見都沒有，終於翻到第9版，才見到有一小段劉慧卿的意見。後來問起蘋果的高層，他笑稱肥佬黎嫌劉慧卿的意見不夠激，所以放到第9版，反而用自己的意見做成頭版新聞。我當時的回應是：大開眼界。

後來聽說大學的新聞系，亦逐漸受到《蘋果日報》感染，有些大學講師、副教授，不再講正統的客觀中立新聞學，反而鼓吹新聞記者要堅守自己的理念，為理念而戰。我心想這樣訓練出來的記者，會令新聞業越走越偏。到2014年的佔中和2019年的黑暴事件，這種「鼓吹新聞學」更加發揚光大，香港記者協會是其中一個表表者。在2019年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它不斷發表聲明譴責警方的暴力，但是不見發聲明譴責暴徒的暴力。

最近記協改選，選出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鄭嘉如作為主席，但亦因此爆發新聞。鄭嘉如周三(7月17日)宣稱，她因為競選記協主席，被《華爾街日報》解僱。鄭嘉如指自己加入《華爾街日報》的時候，已經是記協執委，公司當時亦都批准。近日她參選記協主席，公司當日已要求她退出選舉，並且要求她辭任記協執委，指《華爾街日報》仍然有報道一些影響香港新聞自由的事件，例如法庭的傳媒審訊，如果他們有員工推動相關議題，會構成衝突。但鄭嘉如拒絕，最後繼續參選並成功當選。她說近日公司以機構重組為由解僱她，她質疑公司是因為她出任記協主席而辭退她。

鄭嘉如聲稱，《華爾街日報》的做法違反《僱傭條例》，因為條例規定僱主不能阻礙員工成為職工會的成員，如果違反最高罰款十萬元，她正尋求法律意見，想民事追究《華爾街日報》。

就這件事件有幾點觀察：

第一，《華爾街日報》的觀點其實反映了傳統的西方新聞學，就是傳媒或傳媒中人，不應該成為政治組織的代表，否則報道相關事件時，就會有失客觀中立，會被質疑構成利益衝突。這等同《華爾街日報》變相認定記協是一個政治組織。

第二，僱傭官司不易打。鄭嘉如想告《華爾街日報》，指公司障礙她加入職工會，但問題是，條例的本意是僱主不能夠障礙員工參加職工會，因為職工會代表他們爭取勞工權益。現實上《華爾街日報》一點也不關心記協可以代表鄭嘉如去和他們集體談判爭取勞工權益。《華爾街日報》關心的是記協的政治組織性質，會損害到報紙的中立形象。

這個官司如果打得成，倒過頭來說，針對焦點就是記協是不是只是一個職工會咁簡單。

第三，美媒的潛藏議題。也不要以為美國媒體很堅守客觀公正的新聞原則，其實美國媒體是充滿了偽君子的特性，表面上堅持一些相當高大上的原則，實際上會服從其國家的利益，推動國家的政治議題。如果你表面上違反其原則，又不聽話的話，就不能不把你排除在外。美國有兩種流行政見，一種是白左的，他們相當偽善，美國部份媒體應屬此類；另一種是極右，他們是赤裸裸的，根本不關心原則。白左媒體不想公正的外衣被撕破。

第四，不是記者協會。由於記協的政治性，令到很多本地新聞機構的員工，都不敢或不想參與，本屆記協的執委會裏，只有一名是本地新聞機構的全職僱員，其他要麼是所謂自由職業者，要麼就是外國新聞機構成員，所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譏笑說，記協變成外國記者協會。如今主席鄭嘉如就連外國記者身份都被剝離，記協豈不是變成一個「不是記者協會」？

鄭嘉如的不幸，是她在一個白左的媒體打工，結果就丟失飯碗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