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罕有露面受訪 細數與李光耀交集往事 又用手機問AI星港競爭

長和集團創辦人李嘉誠退休後罕有露面，惟近日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前瞻峰會」中，出現李嘉誠接受訪問，回憶故友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的片段。

李嘉誠罕有露面接受新加坡媒體訪問。影片截圖

影片長約5分鐘，李嘉誠精神不俗，用廣東話接受訪問，憶述與李光耀的相知相識。

李嘉誠表示，與李光耀首次見面在1967年或1968年的香港，當時亞洲複雜背景和經濟艱苦，體會到他的挑戰，最難忘的是李光耀對新加坡的使命感，和對人民的承諾。

影片播出兩人合影。影片截圖

對於李光耀的爭議，李嘉誠認為，用今日的眼光去看歷史，很多時不盡公平。「要在沒有選擇的現實中，為未來創造無限可能」，聽起來很容易，實踐毫不簡單。他表示，在特定的年代同相應的歷史背景下，當時無半點鬆懈的餘地，要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又要打造未來，「呢個就係最人性化嘅操作，我實在非常非常佩服佢。」

與李光耀相識多年，李嘉誠說彼此交談的問題很多，李光耀的思想有很多層次，2人觀點相若，所以無事不談，認為「新加坡由無到今日嘅無限機遇，人民切切實實感到自豪，呢個就係偉大領袖嘅最佳體驗。」

用手機問AI星港競爭，「答案都幾有意思」。影片截圖

李嘉誠亦在影片中提到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他表示，新加坡由南洋海港變國際都會，香港同樣由漁港發展到金融中心，兩地均為傳奇，亦同時踏上好多新階段，兩個地方有好多相同之處，互相學習，「世界同社會問題日益複雜，對未來嘅路要有好多考慮。最近我係手機搵人工智能問，香港同新加坡係唔係競爭對手？得出嚟嘅答案係，星港兩地係競爭同合作嘅混合體，答案都幾有意思。」

回憶故友李嘉誠展露笑容。影片截圖

在回憶二人一次晚飯的對話時，李嘉誠更露出笑容：「有次我哋食晚飯，我同李光耀先生討論好多對經濟同商業嘅睇法。我同佢講，『喂，不如你從商啦！』；佢就話『不如你從政啦』，我哋大家都哈哈大笑」。李嘉誠又指，「諗起故人，我係時時好掛念佢。」

這段影片是為配合李光耀百歲冥誕，新加坡傳媒製作隊到香港進行的專訪，10月5日於「亞洲前瞻峰會2023」（Asia Future Summit）首播。《聯合早報》文章稱，已是95歲高齡的李嘉誠憶起故友真情流露，敬重之情溢於言外，昔日談笑卻也歷歷在目；話音一落，黯然神傷。

文章又形容，李光耀和李嘉誠相隔五年降世，分別在政壇與商場各頂一片天。「雙李」在各自領域叱吒風雲大半個世紀，輿論偶有傳出兩人「相輕」之非議，價值觀和追求理念也不盡相同；但更多時候，雙李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彼此的支持：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均有李嘉誠基金會的巨額資助。

2015年3月23日淩晨李光耀離世，李嘉誠當日中午即發佈悼詞，形容李光耀乃「世罕其匹、東西一合的歷史巨人」，「一生果敢磊烈，持守相本，風度莊嚴，平易近人」，感念「其思之深、見之遠、仁之厚」；隨後攜二子趕赴新加坡親臨弔唁，幾乎是最早到李光耀靈柩前致意的國際政商學界重要人物。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