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下月舉行，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今早（11月6日）入稟司法覆核，挑戰「三會」提名制度違憲。
根據郭卓堅司法覆核申請通知書，指新的選舉制度下，參選人要獲「三會」批准、審查及推介才有資格參選，他質疑這制度，違反《基本法》中香港永久居民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利的規定。
郭卓堅在庭外表示，自己是民主黨永久會員，所以是持份者，相信自己有勝算，要求法庭頒令取消三會提名要求。
郭卓堅。
金牙大狀話，按香港的憲制，特區法院對立法會制訂的法律，並無違憲審查權，新的區議會選舉制度由立法規定，郭卓堅的申請，並無法理依據。
郭卓堅過去一直濫用司法程序，多次申請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政策，亦多次因敗訴而被判需支付訟費156萬，他拒絕還債，在2020年7月，遭法庭頒令破產。
之後郭卓堅繼續玩司法覆核，並想申請法援代他支付訟費，不過在2022年郭卓堅要求覆核政府判定因醫生違規濫發的2萬張免針紙無效，就曾申請法援被拒。
金牙大狀話，郭卓堅未過破產期，他應該沒有錢打官司，若有錢也應該先還給政府。他要申請法援資助再去打官司，但以他的往績，以及這官司的勝訴機會，看不到政府會批准法援。
他又說，郭卓堅若無法援，作為與訟一方的律政司，可要求郭要先放錢入法庭，才繼續打官司。以免他敗訴後又沒有錢可以賠償訟費。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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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