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席一些研討會，從多種渠道聽到美西方對香港的負面宣傳，確實起了一些效果。
有一些美國學生要來香港參加交流活動，他們的家長會問，「香港安全嗎？」 直到美國學生們來港後才發現，「香港原來這樣好玩」。
也有美國商界人士在美國見到香港朋友，會問:「香港還能自由出入嗎？」那個香港朋友沒好氣地回應：「不能自由出入，我怎樣來美國？」
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對香港了解不多。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對中國發起「新冷戰」後，美國社會迅即變得很反華，或者至少是恐華。拜登上台後，對特朗普反華政策蕭規曹隨，情況沒有多大變化。在美國精英界，那些所謂「知華派」對中國講兩句現實主義式的評論，馬上會被冠上「親共」標籤，所以就不如不說了。受連帶影響，香港也變得很可怕，美國人甚至以為香港不能自由進出了。
其實美國人以為美國的情況很好，香港情況很壞，距離事實太遠。
就以即將召開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三藩市為例，也是在會前忙於「化裝」，令這個曾經美麗的城市不再那麼恐怖。
在三藩市市中心召開一場國際峰會，最大的難題就是：流浪漢安置。因為三藩市有8000個如喪屍那樣的癮君子，露宿街頭。這次峰會的主會場是市中心的莫斯康中心（Monscone Center），峰會期間周圍的道路將全部戒嚴。但就在幾條街的距離，就有大量無家可歸者露宿。當地警察正逼著他們，盡快收拾自己的隨身物品離開。
流浪漢雷諾茲住在Harrison大街和第四街，他說，市政府的人上星期就來扔他的東西，強行要求他離開。雷諾茲知道三藩市要召開APEC，有21位世界領導人要來到這裡，但他不懂的是：「為什麼這些領導人想要走他住的這條街呢？他們真的想來看嗎？」
從今年6月以來，三藩市政府、加州州政府、還有聯邦政府，已開始全力清理三藩市「最麻煩的角落」，讓三藩市化好裝去開APEC。但相信APEC過後，就會一切如舊。無論滿街的「喪屍」，抑或大量號稱「零元購」的搶刧，都會回來。無數的街頭流浪漢和蔓延的毒品，正讓這個城市，在危險和髒亂中沒落。
三藩市化裝前和化裝後的街區，露宿者的帳幕暫時消失了。
相比之下，安全、繁華、國際化的香港，實在不值得被美國唱衰。
其實美國人只要不在官位，說話就會實際一點。
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近日在港出席一個講座時說，中美關係產生一些困難，但他強調，對國際投資者、商人來說，香港仍是國際交通樞紐、中外交流中心，尤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方面很有發展前景，香港競爭力猶存。
若唐偉康仍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相信他就不能以「香港競爭力猶存」作發言主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去了三藩市出席APEC會議。他說，希望透過不同經濟體的雙邊會談「擴大朋友圈」，為未來合作建立更好基礎，並到訪當地企業，鼓勵他們來香港發展業務。
這些推介香港的行動，十分重要。香港的獨特優勢，連美國前官員都無法「假裝看不見」。香港和三藩市一比，哪個城市興起，哪個城市衰落，其實顯而易見。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