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元首會晤前夕，美國官媒《美國之音》專訪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標題是：「拜登在拜習會中佔據『強有力地位』。美國或許想在自家媒體上營造強勢形象，但在實際會面時，卻又是另一回事。
首先美國突出是「峰會」，而不是一般亞太經合組織期間的雙邊會晤。
其次是美國總統拜登努力創造了一個積極氛圍，例如安排兩國元首一起散步親密交談，給記者拍照；會談結束後，拜登將習主席一直送到車門旁，握手道別。
第三是拜登刻意造出一些拉關係的小動作。兩國領袖在斐洛裡莊園見面時，拜登專門拿出手機，展示一張習近平38年前年輕時訪問三藩市的舊照，問習近平：「你認識這個年輕人嗎？」習近平則回答：「噢，是的，那是38年前的事了」，兩人都笑得十分開心。
另外今次習近平訪美時，把元首防彈專車「紅旗N701」運至美國使用。拜登送習近平離開見面會場時，看見「紅旗N701」感到很有興趣，大讚「Beautiful」(漂亮)。習近平則回應，「這是中國國產車，紅旗車。」習近平示意隨行人員打開車門，拜登也探頭進去查看，並表示，「這輛跟我的凱迪拉克很像，每次我到外面參加會議，都會使用這台車，你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拜登沒等習近平回答，就直接說了答案「Beast（野獸）」，讓在場所有人都笑了出來。最後兩人互道再會，拜登也目送習近平的車隊離去。
這一幕或許是拜登好奇有感而發，不是事先安排的動作，但也是非常友好的互動，畢竟美國自認汽車生產大國，要他們讚中國車漂亮，挺違反他們的常識。所以這場元首會晤，完全看不到美國官員事先張揚的「美國佔據強有力地位」，反而是「紅旗車佔據強有力地位」。
講到元首會晤的實質成果，雖然不是石破天驚，但總算向前行進了一步。
1. 中方再闡明自身立場。
習主席在會面時深入講述對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要求美方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體現在具體行動上，他表示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習主席還批評美方對中國採取的單邊制裁，表示美方那樣做是遏制中國高品質發展，剝奪中國人民的發展權利，他強調中國的發展壯大有內生邏輯，是外部力量阻擋不了的。後來習主席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時強調，中國從不賭美國輸，從不干涉美國內政，也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同樣，美國也不要賭中國輸，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2. 雙方強調兩國的共同點。
會後中美各自的通報都大量使用了「兩國元首強調」、「兩國領導人認可」等表述，顯示雙方刻意求同。通報列出了雙方的重要共識，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組；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恢復兩軍高層溝通、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開展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同意明年早些時候進一步大幅增加航班等。
3. 未在重大問題上有突破。
在較關鍵的貿易或經濟問題上，未見有重要突破。
可以這樣總結，中美關係從最低谷走出來，拜登有意營造一個中美競爭中仍可控制嚴重分歧的姿態，爭取在選舉中較理想的形象。但在元首會晤之後，美國會否舊病復發，就只能聽其言，觀其行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