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11月29日，以39票贊成、0票反對下，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情況下，取消對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特權和豁免，走出這一項針對香港立法的第一步。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美國國會干涉香港事務。美國國會這種行徑，令我聯想到印度。
就在同一日，美國司法部公布，印度1名官員涉嫌在紐約買兇殺害1名美國籍的錫克教領袖，結果未成功。
紐約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表示，52歲男子古普塔（Nikhil Gupta）涉嫌與1名印度負責安全和情報的官員合作，計畫暗殺1名提倡錫克教在印度北部建國的紐約市民。被鎖定攻擊的是擁有美國和加拿大雙重國籍、52歲的印度裔人潘努恩（Gurpatwant Singh Pannun）。潘努恩公開提倡錫克教徒建國，被印度政府視為眼中釘。
策劃暗殺的古普塔6月在捷克被捕，現在等待被引渡至美國。而古普塔聘請的殺手，正是美國臥底人員，所以被美國執法當局掌握暗殺詳情。 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9月時表示掌控可靠證據，指控印度政府參與暗殺身在加拿大的錫克教領袖尼賈爾，尼賈爾今年6月在加拿大卑詩省被槍殺。相信加拿大是從美國得到情報，知道印度在美加兩地追殺鍚克教領袖。
這樣問題就來了：
1. 政治暗殺是最嚴重的暴力行為，嚴重違反美國倡議的民主自由原則。
2. 在境外進行政治暗殺更為嚴重，因為侵害了他國的主權。
3. 在美國境內策劃暗殺美國公民，從美國的角度而言，是最嚴重的事件。
但美國政府異常低調，只表示阻止一宗在美國本土暗殺錫克教分離主義派份子的陰謀，對印度政府參與其中已表達關切和警告。一句「關切和警告」就可以了事？
美國政府和國會這樣熱愛民主自由，愛當世界警察，面對印度這種嚴重的跨境暗殺行為，美國為何不制裁印度官員？為何不停止印度駐美使領館的外交豁免權，以免印度外交官直接在駐美使領館策劃暗殺事件？
這裏可以向美國建議一個制裁名單，包括制裁印度總理莫迪、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和印度情報局局長塔潘·狄卡，從美國的角度，怎能放過這些人呢？
美國當然不會這樣做，因為美國是一個雙重標準的國家。口頭講的是基於民主自由的國際標準，實際上做的是基於美國角度的利益標準。搞香港符合美國壓制中國的大目標，所以就搞香港。搞印度不符合美國壓制中國的大目標，因為美國要拉攏印度，搞其印太框架，圍堵中國，所以掂也不敢掂印度。
印度就睇死美國，處處騎在美國頭上。美國因俄烏戰爭要制裁俄羅斯能源，印度不單買俄羅斯石油自用，還加工之後賣到歐美，賺到盤滿缽滿，美國一聲也不敢哼。
結論是無論任何人要跟美國的指示行事，針對香港，就不要再提什麼民主自由原則，高舉「美國優先」的旗幟就可以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