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棄保潛逃加拿大，還高調在社交媒體IG宣布永遠不再回港，惹起一番議論。本來一個流亡人士棄保潛逃，可以靜悄悄地不作任何宣布，但周庭就選擇高調宣布，一般分析她是想掩蓋有計劃的棄保潛逃行為，將自己包裝成為英雄，搏取政治光環，合理化自己行動，當然犧牲了在港的「手足」就在所不計了。
看來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主要是她選擇發佈的時機。本周日（12月10日）就是區議會選舉的日子，周庭這個時候宣布永不回港，有激發社會反政府情緒的味道，藉此喚醒支持反對派巿民的回憶，潛藏著抵制區議會選舉的作用，這讓我想近期在網上開始出現杯葛區選的宣傳。
其中一單是廉政公署在周二落案起訴38歲電腦程式員文榮鋒，在個人網上社交媒體專頁轉載一則煽惑他人杯葛區議會選舉的帖文。而帖文發佈者、評論員黃世澤已移居海外，亦被廉署通緝。
另一單是網上叫人投票「打兩剔」的呼籲。近日有人在網上散播在區議會直選投票的時候，可以打兩剔選兩個候選人。由於直選投票時應該只打一剔選一個候選人，這種教人打兩剔的行為，其實就是想讓選票變成廢票，是煽惑他人令選舉無效的行為，可能干犯《選舉條例》第27A條，即「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3年及罰款20萬元。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問了10個普通巿民，有5、6個都不知選區議員是選一個還是選兩個，
在完善地區行政改變區議會選舉之後，下一屆的區議會產生辦法分為3種，第一是委任及當然議員，第二是三會委員間選（即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的成員），第三是分區直選。
以大多數巿民可以投票的地區分區直選為例，重劃後的選區有44個，每區有兩個議席，即是透過分區直選可選出88名區議員。重劃後的選區較以往為大，所以選區名稱甚至是票站都可能有改變，而選舉方式是採取「雙議席單票制」的方式，換言之一個區雖然有兩個議席，但選民只可以投一票，用投票印章剔一個剔，不能因為見到有3、4個候選人，就剔兩個候選人。如果投票時剔了兩剔，就會令選票無效變成廢票，所以叫人剔雙剔，的確是有意煽惑投廢票破壞選舉。
結論是2019年至今已經過4年，社會上表面平靜，但底下還是暗流暗湧，無論是周庭高調棄保潛逃，網上叫人杯葛，抑或叫人投票時打雙剔，都有鼓動民情破壞選舉的嫌疑。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支持香港回復平靜，想香港穩定繁榮的巿民，不要以為天下太平，見到這麼多人搞嘢，在本周日(12月10日)更加應該出來投票，記住分區投票只需要打一個剔、選一個候選人。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