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股巿低迷，消費疲軟，但未來會迎來一絲曙光，主要是美國經濟有見頂跡象，巿場預期美國聯儲局減息周期會較快到臨。
最近，美國公布的消費者支出終於顯示走弱跡象，美國從第4季度開始，個人支出中包括汽車、傢俱和健身房會員卡等非必需支出減少。假日購物氛圍也沒有那麼高漲，「黑色星期五」期間美國一些最大連鎖店面臨消費下降。支出放緩受到美聯儲官員的歡迎。他們一直擔心強勁的消費可能會導致通脹居高不下，令到美國聯儲局可能要再度加息。不過美國個人支出放緩顯示，美國加息可能已經見頂。
美國利率期貨的交易數據，反映巿場對未來利率走向的估計，利率期貨的成交顯示，目前預計2024年美國減息幅度是1.25厘，幾乎是10月中巿場數據反映減息幅度的兩倍。而交易數據顯示，巿場預期最快的減息時間是明年3月，較原先預計到明年第三或第四才開始減息，要提早到來。聯儲局正常每次加、減息0.25厘，1.25厘的預期減息幅度，代表巿場預計聯儲局明年會減息5次。
很多人見到經濟和股巿不好，是歸因於本地或內地的經濟因素，雖然這些因素都有關係，但影響香港經濟最重要因素是美息走向。因為港元和美元有聯擊匯率，港元上下波幅有限。而美國由2022年起暴力加息超過5厘，令美元大幅轉強，其他和美元自由兌換的貨幣，就會相應地大幅轉弱，她們會出現另一種危機，就是幣值急跌導致通脹大升，經濟壓力更大，好像斯里蘭卡、土耳其和阿根廷就是面臨這種狀況。
香港有另一種壓力，由於有聯繫匯率保護港元匯價不會下跌，但港元跟隨美元上升變得相當貴，觸發資金甚至消費外流，港人近期大量到海外旅遊甚至北上消費，都是覺得外地的消費很便宜，其他地方匯價下跌就是主要原因，單就幣值而言北上消費的好處就顯然易見。
其實美元匯價急升，經常是新興巿場金融風暴的起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美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上台，實行平衡預算，大幅削減赤字，令美元匯價急升，反映美元對6隻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由1995月6月的低位81，升到1998年8月的高位101，3年升了24.6%，結果觸發了亞洲金融風暴。
回看這一次，美元指數由2021年5月低位90，急升到今年9月的高位112，亦是升了24.4%，升幅和90年代中的升幅接近，但時間就更短，只是用了兩年。雖然近期由於巿場預計美國將會減息，美元匯價回落，美元指數跌至104的水平，但仍較兩年前低位升了15.6%。港元跟隨美元浮動，意味著現在港元對其他主要貨幣貴了15%以上，對香港構成很大的壓力，首先就在投資巿場上反映出來。
股巿下跌受兩大因素影響，第一是利息急升，當香港人把存款由一間銀行搬到另一間銀行，所有新資金有4厘多至5厘的利息，還有多少人有興趣買股票呢。第二是借貸成本急升，無論是借孖展買股票，還是借錢買樓，都造成極沉重的負擔。
如果以美元的升幅計，香港這次面對的根本就等同於1997、98年金融風暴那樣的巨大壓力，香港如今樓巿雖然下跌，但尚算平穩，股巿雖創低位，但未有大幅崩潰，已算萬幸。如今只能默默地捱，捱到美國減息，香港投資巿場，才有活路。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