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日講起香港面對美元和美息勁升，香港正承受著「金融風暴級」 的衝擊，其中一個套餐，就是金融機構降低評級。 評級機構穆迪宣布下調香港和澳門的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 負面」。
而在前一天穆迪亦下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 下調評級展望是下調評級的前奏。
回想評級機構從來都極少能夠在真正發危機前，提出有效預警， 反而會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落井下石。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爆發之後，評級機構為了挽救自己的聲譽， 驟然降低包括香港在內多地的主權評級，達到一個落井下石的效果。
不過今次穆迪下調香港的評級展望，並不是有甚麼高明預見， 反而動機相當可疑。
第一香港和澳門為何同時調低評級展望。
穆迪指下調香港評級，是反映香港與中國大陸在政治、制度、 經濟和金融方面緊密聯繫的評估，穆迪表示在2020年實施《 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選舉制度之後，預計香港在政治、 體制和經濟決策方面的自主權將進一步逐步削弱， 而中國大陸的疲軟趨勢將影響香港經濟， 削弱特區政府的財政緩衝能力。
穆迪降低香港評級理由的破綻，是同時降低了澳門的評級。 降低澳門評級展望理由亦差不多，但問題是，香港近年完善了政制， 但澳門的政治體制並無改變，加上澳門儲備豐厚，截至今年7月， 澳門的財政儲備達5,690億澳門元，相當於預算支出近6倍。 一起降低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評級展望理據，並不充分。
第二降完美國評級展望之後受壓。
其實評級是一門生意，主要由3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 穆迪和惠譽壟斷，3者已佔據了9成的市場。 他們主要是透過為各種債券收取評級費賺錢。 但認可評估機構的權力，完全來自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 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於1975年引入國家認可統計評級組織的概 念，認定可以提供有效評級的機構， 所以評級公司能否獨立美國於政府的控制，令人懷疑。
在三大評級公司當中惠譽規模比較細，亦較出位，她在今年8月就把 美國長期外債評級，由AAA下調至AA＋，這是惠譽自1994年 首次發布美國信譽評級以來，首次下調美國的評級。 主要是針對美國嚴重財政赤字的長期危害性。
惠譽降低美國評級之後，就對其他評級機構造成很大壓力。 結果穆迪捱到11月，就終於將美國的評級展望由「穩定」轉至「 負面」。理由是美國財政赤字龐大債務負擔能力下降。 穆迪下調美國評級展望之後，美國政府官員大表反對， 認為美國經濟依然強勁，美國國債是全世界最安全、 流動性最強的資產，沒有理由降低美國的評級展望。
美國政府每年兩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1萬億美元的貿易赤字， 特別在疫後財政赤字急速擴大，直接調低其評級才是合理安排， 穆迪只調低評級展望已經是留手，但相信仍然面對很大的壓力。 如今拉埋中國落水，一次過將中國大陸、 香港和澳門的評級展望降低， 相信可以略為減低美國政府對他們的壓力。
美國評級機構的問題，早於2007年的美國次按危機中展露無遺， 事後被爆出有評級機構人員和銀行勾結，知道最高評級的AAA級債 券，只要有9成的成份是AAA級就可以， 結果他們就特別把垃圾級的次按和9成的AAA級債券綑綁在一起， 變成一種全新的AAA級產品， 客觀上令到劣質的次按有一個龐大的證券化出路， 令到銀行大量放貸然後轉賣給證券按揭公司，再打包成AAA級證券 賣出。美國參議院後設立的調查小組委員會， 檢討次按危機時明確表示，不準確的AAA級信用評級， 讓美國金融體系帶來了風險，並成為金融危機的關鍵原因。
明白到這些國際評級機構的搵錢動機，以及與美國政府的複雜關係， 就知道調低香港評級展望，甚至直接調低香港的評級， 當中包含很多的政治性。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