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號星期日是區議會投票日，近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在她的面書專頁中，接連發帖，揭露2019年她參與區議會選舉時遇到的亂象，發人深省。
一，破壞辦事處
麥美娟披露了一些當年沒有曝光的地區辦事處閉路電視影片。當她宣佈參選當晚，她的青衣辦事處就被暴徒攻擊，一批黑衣蒙面暴徒打破了辦事處的捲閘和玻璃門，魚貫湧入辦事處。在閉路電視影片所見，他們到處破壞辦事處裏的設備，影片裏更能清楚聽到他們說「攞文件，攞文件」，可見他們除了破壞還要竊取候選人的機密資料。麥美娟說讓她最痛心的，是見到有大人帶著小朋友一起加入破壞行動，難以想像對這些小朋友的長大有多大的影響。
這些遭遇不只有她一個人經歷過，而是所有反對黑暴的候選人都曾面對，可惜當時的社會危險和不公，未受大眾關注。
二，威脅義工
麥美娟透露她在地區服務30年，最讓她自豪是有一個龐大又熱心的義工團隊，一直在地區默默支持她，有些義工更在她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幫忙，她亦看著義工的子女成長。
但到了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時候，情況混亂惡劣至極，義工被指罵的情況越來越頻密，更加有暴徒不但在網上起建制派人士的底，逐漸連義工都不放過，並聲稱「禍必及家人」，行為極其無恥。隨著局面失控，麥美娟極為擔心義工的人身安全，試過在她和義工家訪時被人用刀指嚇，又有人從高處向他們的街站擲冰塊，想攻擊義工，等到冰塊融掉後又不留證據。後來又有暴徒在Telegram上聲稱要到他們的街站上擲汽油彈。
她和義工頂住壓力繼續助選，進行一場名副其實的「選戰」。 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襲擊，他們分發防刺衣等裝備給義工，家訪時亦要帶備迷你滅火筒，義工全部不入鏡或者要打格後才能出街。整個義工隊伍陷入深深的恐懼當中，並非筆墨可以形容。
三，恐嚇候選人
麥美娟作為候選人，自然遭到網上起底及死亡恐嚇。她助選的時候，有朋友自發和丈夫在街站附近巡邏，替她留意情況。平民百姓沒有甚麼武器可以防身，最後竟然拿著一袋碌柚作為防身武器，一旦有人襲擊時希望能以這袋碌柚做武器保護她。麥美娟形容整件事既荒誕但又無奈，亦反映了當時惡劣的景況。
四，包圍票站
麥美娟分享2019年11月24日選舉當晚在票站的情況。當時很多建制派都知道勝選票渺茫，心灰意冷，加上票站都被黑暴支持者包圍，所以沒有幾個人留在票站看點票，但麥美娟認為一定要堅持到最後，所以留在票站。在點了3個小時後，票站被大批黑衣人包圍，不斷叫囂和挑釁她和她的義工。記得有問題票要驗票的時候，最後等票站主任判決，但票站被大批黑暴包圍下，票站主任極為緊張，久久都不敢落下判決。後來麥美娟說，「算吧，都歸對手，這些票都不用判給我。」票站主任才如釋重負。
當點票完成後，麥美娟和她的義工要離開時，包圍票站的黑衣人馬上衝上來阻攔，她的義工朋友為保護她，與黑衣人大打出手，變成一場混戰，麥美娟僥倖能安全撤離。
有朋友問我現在已經天下太平，區議會的候選人都是愛國愛港人士，為何一定要投票，我就說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痛，為了盡公民責任，為了支持完善地區治理後的區議會選舉，星期日都應該出來投一票。記著是「雙議席單票制」，只能揀一個候選人，投一票剔一個剔。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