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圓滿結束，這是訂立《港區國安法》及完善政制以來，產生新一屆立法會及行政長官之後，完成最後一塊政治拼圖，有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投票率優於預期。此次區選的地方投票率錄得27.54%，有超過119萬名選民投票，優於事先的估計。對投票率的估算需要一個基數，政治越狂熱，對抗性越大，投票率越高，首先，投票率就並非越高越好；其次，2021年立法會完善政制之後，可以是一個好好的參考，因為那次選舉已經是大多數反對派選民離場之後的選舉，當屆的立法會選舉的30.2%投票率，可以做為估計的基數。
我在10月17日的點評已經指出，一般而言，市民會覺得立法會選舉比區議會重要，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會比立法會低。以2011年與2012年兩次選舉比較，區選的投票率大概是立法會選舉的78%，若以此推論，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30.2％投票率做為基數，本次區選的投票率估計是23.6%，以上下誤差3個百分點計，估計投票率是20.6至26.6%，只要政府一躺平，只有20%投票率絕不出奇。如今投票率有27.5%，整個政府與建制派都動員起來，功不可沒，硬生生拉高了7個百分點。估計建制派選民大概有130萬，如今有119萬名選民投票，可以說是整個建制派都選民，都差不多被動員出來投票，支持新選制。
至於投票日晚上都電腦當機，固然應該要檢討問題所在，避免將來再次出事，但政府決定延長投票時間一個半小時，讓大多數想投票的市民都有機會投票，所以電腦當機只是影響了投票的便利性，不影響公平性。
第二，民建聯成為大贏家。新選制有新的遊戲規則，最終的焦點是44個區88個地方選區直選議席，民建聯派出44人參選，取得41席，取勝率達到93.2%，工聯會派出25人參選，奪得18席，取勝率是72％，另外，新民黨獲得5席，自由黨也取得3席。由此選舉結果可見，以民建聯為首的建制派大黨，在新選制擴大選區之後，仍然因為強固的地區動員能力，所以取得較多議席。另外，民建聯還在176個地區委員會間選議席當中取得68席，令民建聯一共奪得109席，成為區議會的第一大黨。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民建聯的責任重大，新產生的區議員要有良好表現，未來才可以繼續獲得市民支持。
第三，中央一錘定音。選舉過後，港澳辦與中聯辦都發聲明祝賀區選成功，打好香港由治及興的社會基礎。香港人對政治問題比較直觀，都只注意眼前的事情，針對一場選舉，甚至會著眼於一兩個議席。
但中央看問題就比較宏觀。在中央的眼中，2019年香港發生「顏色革命」，在外國及境外勢力的推動之下，香港掀起一場要推翻特區甚至中央政府的暴亂。最後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完善香港的政制，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確立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回復行政主導的體制。立法席選舉、特首選舉以及區議會選舉這3場選舉，區選是最後一塊拼圖。換一個角度，從反對勢力而言，自然是不想香港的區選搞得好，以證明香港的新制度失敗。所以搞好區選，砌好這幅圖畫，讓香港可以重新上路，當中的政治性不言而喻。區選的成功也代表了反對者的失敗，讓香港能夠擺脫過去的政治包袱，再上征途。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