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在全球布下監控網，截取大量私人訊息，天天上演「竊聽風雲」，這已成了公開秘密。更駭人的是，原來美國情報部門還有另一隻「黑手」，長期刺探外國金融機構的內部資訊、企業的商業秘密，以至市場交易的機密訊息，既為美國謀取利益，也藉此打擊對手。一位法國學者調查了兩年多，揭開箇中運作內幕，相信香港也是此「黑手」的目標，《基本法》23條須見招拆招，設起防綫。
美國國家安全局是竊取和監控外國經濟金融機密訊息的主要情報機構，調查發現 ，它的「黑手」可伸入國際金融交易系統。
對於美國在港的間諜活動，一般只關注政治和軍事情報，政圈朋友同我講，其實金融和商業機密也是其目標，他叫我看一本題為《隱密戰爭》的書，裏面對此有深入揭露。該書作者拉伊迪是法國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他走訪多名知情人士，翻查大量內部材料，十分有料到。
《隱密戰爭》作者用了兩年時間調查，走訪部分前特工，揭露CIA與國安局等竊取外國公司商業秘密，無孔不入。
該書作者指，美國早於冷戰時期，就允許美國情報部門竊取外國公司和政府的商業機密，而準則是基於90年代國會一個專責委員會的「美國情報評估報告」，就是只要不直接令美國公司受益，情報間諜就可搜集經濟、商業、科技等的訊息。
至於搜集的方法，包括美國在內的「5眼聯盟」布下代號「梯隊」的全球監聽網絡系統，截取各種通訊情報。在美國，這系统由國家安全局操縱。
情報部門刺探機密的目標，還包括金融領域。該書作者訪問一些前特工得知，美國國安局內部有一個代號「碟火」的特別部門，負責監控全球金融交易，包括搜集多家銀行的客戶機密訊息。由於多國金融機構都使用SWIFT系統完成金融交易，美國國安局可用打擊恐怖主義、洗錢、販賣武器等為理由，直接從那系统取得訊息。
自90年代開始，美國更更視外國的經濟情報，該書作者指，前中央情報局局長伍爾西，加強了各情報單位在這方面的協調，將1977年設立的「情報聯絡處」改名為「行政支援辦公室」，負責歸納處理來自中情局和國安局的各種經濟情報，向美國商務部提供，助其擴大美國的經濟得益。
雖然這些情報不可直接幫美國私人公司獲利，但該書作者披露，中央情報局定期約見美國大型企業領導人，以「研討」為名，與這些企業「探討」一些敏感經濟領域的資訊，例如半導體市場等，變相助它們與外國對手競爭。
該書還拆解美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巨頭的背景，原來不少轉職「間諜頭子」，例如列根時期的CIA阿頭凱西，曾任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林頓時期的中情局局長多伊奇，曾是花旗銀行高層；做過美國國際集團(AIG)副總裁的威斯納，成為中情局經濟間諜的領軍人。
正如該書作者所講，美國一方面對外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另方面又不斷加強反經濟間諜機制，包括設立「反間諜安全中心」，強力打擊經濟間諜活動，以防美國經濟受損，充份顯示其如何霸道。
美國正以「冷戰」思维對待中國和香港特區，其針對兩地經濟的間諜活動勢必加強，《基本法》23條立法須設立有效防綫，見招拆招。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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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清楚黎智英案，須拆解一條重要脈絡，就是《蘋果日報》作為一個傳媒機構，與香港及美國政治有何深層連繫、傳媒人和「政治搞手」兩個角色怎樣重叠交融。前《蘋果》社長張劍虹作供中，提及曾任壹傳媒集團兩名非執行董事Louis Crovitz和Mark Clifford，他們都有傳媒背景，卻與美國政圈有着千絲萬縷關係，跟黎智英一起，結成一個密密相連的「迷網」，順藤摸瓜下去，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可見西方評論指審訊黎是「壓制傳媒自由」，簡單化得令人發笑。
《華爾街日報》前出版人Louis Crovitz(上圖)及傳媒人Mark Clifford (下圖)曾任壹傳媒非執董，他們與美政圈的關係難分難解。
先看看2019年期間任壹傳媒非執董的Louis Crovitz ，他是《華爾街日報》的前出版人，當年他在香港工作時，與黎智英來往密切，而他的妻子Minky Worden曾是時任民主黨主席陳柱銘的高級助理，她與丈夫返回美國後，Minky加入政治背景濃厚的NGO「人權觀察」任全球倡議總監，介入其他國家的「人權問題」，包括中國和香港特區，而該組織背後也有被稱為第二個CIA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的影子。
《華爾街日報》前高層麥偉林曾是白宮要員，他是黎智英的教父，政治連繫密切。
Louis Crovitz曾是《華爾街日報》前編委會成員，同樣做過此職的麥偉林(William McGurn)，是黎智英洗禮成為天主教徒時的教父，關係之深可想而知。他本身與白宮高層早有連繫，在小布殊任總統時，出任其講稿撰寫人，可說是近身要員，所以與當時獲器重的前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被小布殊任命為駐以色列大使的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等，都甚稔熟。這幾個人一直與黎智英保持秘而不宣的政治聯繫，直至審訊開始後，才陸逐曝光。
由於黎與《華爾街日報》有此人脈及淵源，該報對黎審訊的攻擊特別兇猛，而麥偉林曾數度撰文，藉黎案狠轟中國。最著跡的一篇，是他去年4月署名撰寫社評，呼籲給黎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指他「是香港以至世界為自由抗爭的重要領袖，被捕入獄是民主與極權對抗的明顯例証」，吹捧黎之詞極之肉麻，全非客觀論述，可見他們與黎已成為政治同盟，遠遠超越了媒體同行關係了。
與 Louis Crovitz一樣曾任《華爾街日報》前編委會成員的Marry Kissel，則是前國務卿蓬佩奧的前顧問，2019年蓬佩奧在華盛頓會見黎智英，據張劍虹說，之後《蘋果》就變得越來越偏激，瞓身推動香港「抗爭」。
至於壹傳媒董事會另一非執委 Mark Clifford，他在港時曾任《南華早報》老總，但短短一年就離職，其後出任美國跨政黨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成員，與鷹派政客十分啱key，並在政圈發展了廣泛人脈。他近年成為「香港自由委員會」(CFHK)的總裁，除了公開支援黎智英，還不斷發表公開評論，力促美英政府針對「香港人權問題」，以強硬措施對待中國和香港特區，包括加強制裁。
與他一齊搞「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的，正是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由這一點，又可連上了《華爾街日報》高層，以及背後的一股政治力量。
從當年他們兩人任壹傳媒非執董可見，《蘋果》與某些美國媒體，已成為了政治「連體嬰」，傳媒與政治變得難分難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