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美國《華爾街日報》2月7日刊登一份由包潤石、祈俊文等4名美國前駐港總領事所撰寫的聯合聲明，表明要繼續關注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案現在的「可怕情況」， 4人指對這次審訊懷著極大的沮喪和關切，「看到如此一名著名的香港記者只因從事正常新聞工作而受審，是沾污了香港曾經擁有的聲譽和輝煌。」
由於美國前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被控方指認為黎智英的「共謀者」，4名前美國總領事發表聲明，為同為前美國前駐港總領事的郭明瀚辯護，只能被視為撐美國官員的行為。但他們對黎智英的一句形容，已足夠吸引，讓人拆解起來研究。
第一，著名香港記者？4名前美國總領事形容黎智英是一名著名香港記者。這句話和香港人的認知，可謂南轅北轍。黎智英並不是記者，而是一位商人、一位傳媒老闆。案情披露黎智英的私人及其公司收到29億資金，其中有16億即55%來自美國、加拿大和台灣等地。黎智英曾向其助手Mark Simon匯款1.18億港元，懷疑向泛民陣營及政治人物支付了9300萬港元， 亦懷疑聘請美國前國防部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為他做事，向伍夫維茲6次轉帳合共176萬港元。
香港哪個記者有29億身家，有財力捐9300萬給政黨呢？恐怕美國記者也沒有這個能力吧。
又試想一下，如果一個美國商人與一個中國前國防部長「搞埋一齊」，又向美國政黨大筆捐獻，恐怕這個商人馬上會被告叛國罪。要記住美國叛國罪最高懲罰是死刑，反而香港沒有死刑。
第二，只因從事正常新聞工作而受審？黎智英真是只從事正常新聞工作嗎？庭上透露的案情很可怕，其中庭上展示黎智英於2019年轉發給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的信息，那個信息由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發出，郭明瀚向黎智英建議可以做大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到美國與時任副總統彭斯會面的新聞。一個前美國駐港總領事指示一個報刊老闆，要做大一段和美國有關的政治新聞，而報紙老闆就馬上採取行動，指示手下做大。這些聽從前外國官員指示的行徑，是正常新聞工作嗎？
另外，案情亦顯示2019年3月30日黎智英WhatsApp訊息給《蘋果》副社長陳沛敏，叫她「請繼續做在大陸做生意的香港商人面對的危險，嚇壞那些生意佬，讓建制派不敢造次。」透過做新聞去嚇壞生意佬，這些是正常新聞工作嗎？
又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前駐美大使指示《華爾街日報》，做大一條對中國有利的新聞；或者因為美國訂出針對中國的加徵關稅條例，就做一些新聞去嚇壞美國的生意佬，說他們將會喪失大量生意，美國會容許這樣事情發生嗎？
第三，審訊沾污了香港曾經享有的聲譽與輝煌？究竟是黎智英案的審訊沾污了香港的聲譽，抑或是審訊暴露出來黎智英的行為沾污了香港的聲譽呢？
這4個美國前駐港總領事說到肥佬黎好像一個記者，因為做新聞而被拘捕受審。但見到披露出來的案情就完全不是這種故事，肥佬黎不斷指示蘋果的編採人員，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鼓勵人上街，甚至直接表明，上街的人數太少太靜，叫手下加大力度去鼓吹。
到底這些是編輯自主，還是老細作主呢？
又試想下，美國有一個傳媒老板，指示手下的媒體人，要鼓動美國人上街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對美國政府，你估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第四，黎智英應該被釋放？黎智英最後會否入罪，只能夠由法庭判定。但在一宗美國總領事牽涉其中的案件，4個美國前領事發聲明要求釋放黎智英，就顯得有點荒謬可笑了。涉案相關人士要求釋放同謀者，香港為何要聽這些建議呢？美國叫香港釋放黎智英，香港也可以叫美國釋放右派團體「驕傲男孩」的首腦塔里奧，他遭美國因煽動罪判罪22年。塔里奧會被釋放麼？
美國自己著重吧保護國家安全，嚴防外國干預。但於此同時，自己就去插手別國的政治當中，甚至理直氣壯發聲明叫人釋放同謀者，這些都不算雙重標準還算什麼呢？
最後在此預祝大家龍年心想事成，「巴士的點評」將會在初一至初四停刊，初五恢復。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