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潮流興說香港金融中心「唔掂」，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加上前摩根士丹利策略師羅奇又說「香港玩完」，新加坡會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說，甚囂塵上。
近日和一個新加坡基金經理談起，他認為新加坡和香港搞金融各有長處，但近年新加坡被吹捧得太厲害，又真的有一千億資金流入新加坡，新加坡的確錢多花不完，但也出現不少快樂難題。這位基金經理說，新加坡除了租金貴吃飯貴之外，請人相當困難，特別是新加坡本地人，口碑認真麻麻。他有一個朋友是新加坡一間主要高頻交易商的高管，最近和他說起一個請人的故事。
話說高頻交易要做AI研究和測試，有一次他招聘新人的時候，問一個新加坡大學高材生，如果要用0至10來評價他自己的編寫電腦程式語言的能力，他如何對自己使用C++ 和Python程式語言評分。
那個高材生說自己兩樣都評10分。高頻交易公司高管接著就問他一些關於C++程式語言的問題，既然他自評10分，問的也是這個水平難度的問題，結果高材生一題都不會答。高管斷估，高材生的編程能力最多只有4至5分。這個高頻交易商事後感嘆，這位同學「哪裏來的自信」？最慘是高材生來自新加坡兩間最名牌大學之一的王牌學系，按道理編程能力的確應有7分以上的水平，但既不知道為何他的編程能力那麼低，也不知道為何他的自信心那麼高。
這個高頻交易商高管要在面試中問這個自我評分的問題，原來這並不是一個陷阱問題，他認真想就應徵者自我判斷編程能力評分，就該水平的編程能力提出問題，然後具體測試應徵者的編程能力。若有5分以上而學習態度良好的新人都有機會聘請，7至8分或以上就比較搶手。
我問起這個新加坡基金經理朋友，新加坡學生這種問題普不普遍，他指不敢說很普遍，但他覺得新加坡人普遍自信心高於能力，其實這是對學習和工作的重要障礙。讀得這些頂尖大學的數學、電腦編程或者是計量金融，都應該是尖子，本身有較高能力，只要態度開放努力學習，不難成才。但如果自信心爆棚，覺得自己已經是10分，無需要再去學習的話，就只能永遠停留在4、5分的水平。
這個新加坡基金經理說得興起，就說起他有另一個基金經理朋友，將會去香港開新的對沖基金，這個基金經理也是新加坡人，但說到明在香港不會請新加坡人，只會聘請香港人和內地人。他認為香港人和內地人比較勤奮搏命，上進心較強，但新加坡人心態較躺平。
我就問起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心態，新加坡基金朋友就說起，他們的新同事人工已經是新加坡的中上水平，大學畢業就申請了組屋在等派屋，很快就進入一個一生何求的狀態。他說有一個新同事返工不久，一天晚上11點突然發短訊給他，說第二天會在家工作，問他何故又說不出所以然，搞到朋友十分氣憤，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老細還那位新同事是老細。我不禁說這個新加坡小朋友很Chill，但那麼Chill的態度，恐怕難成大器。
簡單總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面對百種困難，但香港除了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外，香港尖子還是肯搏肯捱，和內地尖子「有得揮」。香港只要心態不輸蝕，捱過逆境就會翻身。反觀由於新加坡環境太好，生意自動來，政府照顧足夠，年輕人就相當Chill了。
後記：如果有新加坡的朋友，看到這篇文章，千萬不要以為我想唱衰新加坡，除了故事是真人真事之外，還想提醒一下新加坡的朋友，好景不常，如何培養年輕人的打拼心態，才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