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香港討論23條立法，外國批評得興高采烈， 但新加坡就其新國安立法開始執法，就聽不到西方批評的聲音， 甚至連外媒亦極少報道。
2月2日，新加坡內政部宣佈， 向一名早年由香港移民新加坡的新加坡公民陳文平發出「 認定目標通知書」，指他是受外國勢力影響的人物。 新加坡政府作出這種認定之後，若陳文平再直接參與新加坡政治， 會受到「最嚴格的反制措施」。 陳文平成為新加坡《防止外來干預法》的「外國影響力登記制度」 自去年12月生效以來，第一宗針對個人的執法個案。
新加坡的「外國影響力登記制度」， 類似英國去年7月新國安法設立的新制度。 香港23條立法雖然建議訂立「境外干預罪」， 但就沒有提議成立這種更嚴格的外國影響力登記制度。 新加坡的國安立法，的確比香港的更辣。
另外，今年1月， 新加坡出現第2宗公民因為有極右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變得激進而被內 部安全部逮捕的案件。一個16歲華裔男孩自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並因其信仰而渴望實施襲擊，被新加坡政府逮捕。 這是繼2020年12月 ，另一名16歲印度裔青年亦到因為極右意識形態被捕後， 第2宗同類的案件。
同樣地，新加坡對有激進思想者嚴厲執法，用西方批評者的標準， 這些都是「以言入罪」，但同樣鮮見美西方的批評。
這樣問題就來了，為何美西方對新加坡和香港有兩套標準呢？
曾經何時，新加坡亦曾被西方嚴厲批評。 記得在1997年回歸前後，當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因為嚴厲對付外國傳媒，控告外媒誹謗，而被美西方大力抨擊。 幾年之後，一位香港特首辦的要員和我閒聊時候， 問我有否察覺美西方對新加坡的批評，好像悄然停止了。 他不說我沒有留意，他一說我就翻查相關報道， 發現美西方的媒體由大火力批評新加坡，聚焦指控李光耀專制， 變成默不作聲，新加坡發生的事好像變得透明一樣。
我對此大惑不解，那位特首辦要員就告訴我， 他相信是因為新加坡容許美軍進駐， 美西方對新加坡的態度就180度轉變了。
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後，雖然政治態度親美， 但李光耀盡量採取一個相對軍事獨立的態度， 一直都沒有讓美國在當地駐軍。到上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之後， 一直容許美國駐軍的菲律賓爆發大規模反美運動， 美軍被逼從菲律賓的蘇碧灣基地撤軍， 這就嚴重影響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威懾力。而此時的新加坡， 正被1997年的金融風暴搞到焦頭爛額，為挽救新加坡的經濟， 李光耀毅然決定容許美軍在2000年入駐新加坡， 新加坡成為美國第七艦隊航母的常駐地。
美國艦隊到來，批評聲音消失，不但為新加坡帶來了安全保障， 還得到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大力支撐。 新加坡就由西方媒體口中的專制國家，一下子搖身一變， 成為一個充滿經濟活力的現代化國家。
最近有一個政經界猛人接受美國媒體訪問，訪問結束後和記者閒聊， 記者聲言在香港訂立國安法後，想把駐港的分部撤離。 猛人就建議他們不如將分部搬到新加坡吧， 那個美國記者就耍手擰頭，說什麼地方都會去，就是不會去新加坡。
現在流行說新加坡會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原因是香港有國安法。這種邏輯其實不堪一駁， 新加坡的國安立法和執行方式較香港更嚴， 但是無損西方將新加坡捧為國際金融中心。甚至有西方外交官坦言， 他明知香港的自由程度比新加坡高，但他們不會公開這樣說。
香港沒有美國的駐軍，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美國要與中國為敵，所以就找了香港作為攻擊對象， 故事就是這麼簡單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