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討論23條立法之時，生起所謂香港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的爭議，還有大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香港已死論」。這是一場輿論戰，對手的打法比較隱蔽。
香港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既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包括美西方在內，世界各地都會進行國安立法，要從原則上否定香港立法，很難站得住腳。現實上，香港的政治趨向穩定，想發動人直接攻擊23條立法亦有困難，所以對手就繞道經濟金融戰線進軍，而輿論攻勢亦是圍繞著「香港已死」的邏輯推進。
香港在疫後的確面臨一定的經濟困難，包括：一，美國暴力加息超過5厘，資金成本高企，經營困難。二，由於環球經濟放緩，國家經濟在疫後復甦亦比較緩慢，雖然去年中國經濟有5.2%增長已屬難能可貴，但難有更快速的增長。三，或許更加重要的是，美西方基於政治的考慮，大力在香港抽資，甚至警告基金不要投資香港上市的中國股票，他們直接出手打壓香港股市。
對手的玩法是顛倒因果關係，將香港面對的經濟困難和股市低迷，百分百歸咎於國安立法和相關執法。由此演化出一個簡單邏輯：「香港現在已經很穩定，就不要再搞那些國安東西了，只要不再追究犯罪者，和美國重建關係，香港什麼也會好起來。」
這種「回到過去」式的論調，聽起來十分吸引，因為香港人幾十年來都是活在一個中美關係友好的環境下，香港就是靠做中介賺錢。
這種「回到過去」的觀點，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不搞國安，就可以「舞照跳、股照炒」了。推動者不遺餘力大做宣傳，他們製造輿論的句式通常是「我不反對23條立法，但是….」背後的意見等於說23條立法趕走外商，不搞也罷。
其實這種邏輯不堪一擊，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香港受壓正好是因為美國施壓。其實香港金融巿場面對的壓力正正是美國抽資的結果，在特朗普當總統的年代，已經明言要打跨香港股市，要港股交易地乾涸。這是一個陽謀，不是一個陰謀。
無論香港有沒有23條立法，無論香港告不告黎智英，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已發生巨變，美國已認定中國為主要對手，美國打壓香港的行為不會停止。
二，香港精英們要放棄幻想。無論商界人士也好，還是傳統精英也罷，都應該放棄幻想，不是因為阿爺對美國過度強硬，不是因為香港政府有應變反駁隊，美國才針對香港。去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和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美方的要求，包括重啟中美兩國的禁毒協作和恢復中美軍方高層對話，但不見美國有一毫子的讓步，取消對中國產品的附加關稅。美國的策略是好處盡要，打壓不停。
三，香港人要團結打好輿論仗。就我接觸中央官員所知，他們對香港的要求非常簡單，是希望香港團結起來，形成有力的隊伍對抗敵人，其中一個環節是打好輿論仗。中共認為槍桿子、筆桿子出政權，如今保江山，亦是要靠筆桿子，靠大家團結打仗。
這不單是要擊退敵人的輿論攻勢，亦是要保持著自己隊伍的信心。經濟周期有起落，捱過了低谷就會有美好的明天，但如果信了對方一套，自亂陣腳，在低谷自殘跳車，就永遠不會有明天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