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結束23條立法諮詢後，英國外相卡梅倫發表聲明，大肆抨擊香港立法。
卡梅倫指《中英聯合聲明》承諾香港會享有高度自治、人權和自由，但港府的23條立法方案沒有履行這些義務。卡梅倫又指，雖然英國也有國家安全法例，但立法經過公眾諮詢，由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英國國會審議，確保法案代表到英國民意，亦具有民主立法性。
卡梅倫以《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切入點，變相強調突出自己有介入香港事務的理據。但中國從來不承認割讓香港的三條不平等條約，香港回歸只是恢復對港行使主權，中英兩國簽約後交收，中國從來不覺得英國在香港回歸之後，還有任何就香港事務發表意見的權利。
其實美西方國家個個都有國安立法，近年還大力收緊法例，英國去年7月修訂的新版國家安全法，較香港建議立法更加嚴厲，特別是境外干預罪，更加有「指定境外代理人」制度。而香港雖曾考慮設立相關制度，但最後因為太嚴苛而放棄。美西方自己就國安嚴厲立法，卻叫香港不要立法，自己都覺得難以自圓其說，因此又拿出民主來說事，這可以叫做「民主萬能key（鎖匙）」，美西方一到詞窮理屈的時候，就把這條萬能鎖匙拿出來，作為最後詭辯論據。
西方的民主體制是一種政府體制，經過幾百年實踐，有其好的地方，也有其不好的地方。但以卡梅倫這種有民主體制就一定能夠產生良好政策的論調，聽起來已令人失笑，茲舉3例以反駁之。
第一，英國脫歐。2016年在約翰遜等右傾民粹主義者大力策動下， 英國進行脫歐公投，最後成功議決脫歐。8年過去，如今英國人後悔不已，普遍感受到脫離歐洲巨大市場之後，也失去歐盟的廉價勞動力，英國經濟無所依靠，完全失去增長動力。
按最近英國YouGov民調顯示，越來越多英國人覺得當日投票脫歐是一個錯誤決定，有51％的英國民眾表示，如果能回到公投前，自己一定會推翻當日脫歐的決定，可惜現在一切為時已晚。英國有全民投票，但完全制止不了全民作出錯誤的決定。
第二，伊拉克戰爭。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之後，2003年要出兵伊拉克洩憤，最經典的一幕是派高官鮑威爾到聯合國拿出一小瓶好像洗衣粉的東西，搖晃著聲稱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非要出兵討伐不可。結果美國和英國出動聯軍，攻陷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殺死伊拉克總統侯賽因，當然最後半點「大殺傷力武器」都找不到，這完全是一場不義之戰，30萬伊拉克人因此而枉死。
多年之後，英國首相貝理雅在2015年公開承認，英國入侵伊拉克是一個錯誤決定，當時他們被美國誤導了。他為英國入侵伊拉克道歉，並且承認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是直接導致後來另一個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崛起的原因。英國有民主制度，但完全制止不了政府發動不義之戰。
第三，恐怖虐囚。英美發動連場針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的戰爭，將大批他們認定為恐怖分子的人關進監獄。美國更加在本土以外、位處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關閉虐待大量囚犯。新華社去年7月訪問了一個阿富汗東部楠格哈爾省的農民納西姆。他說2001年在家中吃飯時，突然被60多名警察包圍，指稱他為「基地組織」 的成員，是恐怖分子，結果被送到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監獄。美軍士兵在監獄之內將他扔向狗群，他被狗撕咬，至今身上仍留下狗咬的印記。他在巴格拉姆監獄遭受美軍虐待，反覆毆打，還用鐵鏈將他吊了7日7夜，還遭到電擊。被捕4個月之後，他被押上飛機送往美國的關塔那摩監獄，他在獄中不斷受到虐待，如今講起那段被美軍關押的日子，淚水仍不斷湧出。他在關塔那摩監獄關押了5年之後，突然有人通知他可以回阿富汗了。他指控白白被關押5年，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這是為什麼呢？
被美國白白關了5年的阿富汗農民納西姆。
美國和英國空有民主制度，但完全制止不了虐待囚犯的暴行，美國的叛國罪更有死刑，這些國家哪有資格批評完全不會虐待囚犯的香港呢？
可以這樣作結，美英空有民主制度，但經常犯出彌天大錯，然後就用這條「民主萬能Key」，經常走來質疑香港，的確荒謬可笑。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