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主黨成員許智峯流亡海外，不忘攻擊香港，最近就在社交媒體facebook上貼文，公開與他案件有關的警員、警官、檢察官、政府律師和法官的個人資料，甚至連破產管理主任都不放過，將他們的個人資料公開。許智峯聲稱，公開他們的名單，是想他們受到國際制裁。
許智峯針對公務員的行為，顯現是想借助外國勢力恐嚇這些公務員或是幫政府打官司的律師，暴露公務員資料威脅他們，行為卑劣。許智峯的所作所為，就是活生生的一個例子，反映香港所謂「泛民主派」衰敗的原因。
第一，靠激進起家。最近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其中一個重點是考察以新選舉辦法產生的區議會運作情況。有一個做了數屆的區議員向夏寶龍反映，過去在反對派搞亂之下，區議會經常無法運作，現在情況完全改善了。
確實如此，許智峯當年是中西區區議員，就是靠「瞓地」起家。每次開區議會例必鬧事，倒在地上大吵大鬧，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搶傳媒眼球，事情鬧得大了，傳媒就會報道，他就有知名度，結果他的確成了民主黨的明星區議員，就脅逼民主黨中央聽他的話，跟他走激進路線。
第二，不知妥協。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有付出有收穫（give and take)，舉世皆然。如果不願付出只要收穫，一種力量贏晒，其他政治對手輸晒的話，就陷入一種你死我活的鬥爭。在司徒華領導反對派的年代，由搞教協開始，到組織港同盟，最後變身成為民主黨，將反對勢力越搞越大，靠的就是鬥而不破，是一種妥協的藝術。不過，民主黨後期被少壯派操控，有些黨內陰謀家煽動少壯派挑戰民主黨中央的老一輩領導人，指控他們是「張李楊集團」，就將民主黨扯上一條全面走激、毫不妥協的絕路。
第三，毫無底線。其實激進的政治運動，也應該有原則有底線，行為表面激進，實質並不過界。但許智峯的特色，就偏偏專門走過界，這就比其他激進派更出位了。他毫不介意破壞議會運作，從想顛覆政府，到侵犯政府公務員的私隱，做每一件事情都沒有政治底線，沒有道德標準，而且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比別人聰明，實質上只是比別人過份而已。
第四，不可能的執政。有一次有內地官員和建制派討論現時香港的局勢時說，如果2019年讓反對派推翻了特區政府上台執政，情況會相當恐怖，那些激進的反對派，會毫不猶豫用各種手段逼害建制派，所以建制派要認清這個現實。如今從許智峯的行為可見， 這種推論十分正確。
結論是，這些人當日想借激進運動一步步奪權，想在香港上台執政，最後甚至想推翻中央政府。但如果這些人的願望成真，對香港、對國家，將會是一場災難。
反對派政黨也就是在這批人奪權領導下，一步步走上絕路，就是他們葬送了「泛民」。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