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美國才可以有愛國法律？

香港23條立法通過之後，美西方一如所料大張撻伐。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表示，美國認為有關立法可能令香港曾經開放的社會加速封閉，這個立法只經過一個腰斬的公眾諮詢，在不民主的議會裏快速通過，條例的罪行定義不明確，而且極度含糊。美方對條例通過表示擔憂。

美國對香港23條立法的評價，可以說是一百步笑二十步。美國至少有21部和國安相關的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2001年通過的《愛國者法》。美國批評香港23立法的種種指控，香港立法並無這些問題，偏偏美國的法律正正就有這些問題。

第一，快速通過。如果講速度，香港真的自愧不如。全國人大1990年制訂《基本法》，當中第23條規定香港要自行立法打擊國安相關罪行。理論上19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回歸後已可以自行立法，但結果拖了26年零8個月又19日，香港才完成立法。香港花了26年才能訂立的法律，美國只用了45日就完成。

美國在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襲擊之後，於同年10月2日美國聯邦政府司法部長向國會提交法律草案，法案快速通參眾兩院審議，結果在10月26日由總統小布殊簽署生效。由9・11事發至法案簽署生效，只是用了45日，當中美國眾議院審議通過有關法律只是用了10日。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指控香港快速通過法例，其實用來形容美國自己更為適切。

第二，毫無諮詢。帕特爾形容香港23條立法經過「一個腰斬的公開討論期」（a truncated public comment period），不知這個「腰斬」的評價從何而來，香港是正正常常地完成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但是美國的《愛國者法》就連一個腰斬的公眾諮詢都沒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提交參眾兩院通過。

第三 法案罪行定義不明確而且極度含糊。香港23條立法最新的內容只是加入「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罪」，這條罪行和美英的相關罪行接近，定義毫不含糊。真正極度模糊的是美國自己的《愛國者法》。《愛國者法》原本是針對恐怖分子，但是在條例生效之後，美國民眾才知道有關法例令政府權力不斷擴展，不單恐怖分子，外國人、新移民和美國公民的權利都受到大力壓制。

《愛國者法》通過後的一年，美國公民和合法留美外國人的權利都受到極大的侵犯。1200名主要是穆斯林的外國人受到拘留，他們的姓名、起訴罪名都是屬於秘密，後來大多數都被驅逐出境。

在《愛國者法》通過半年之後，美國司法部2002年4月下令各州和地方政府不要公布被移民局拘留者的姓名；隨後宣布執法人員對宗教和政治機構可進行無需特殊理由的情報收集工作；當年10月執法人員根據司法部新規定，可監聽恐怖嫌犯與其律師的談話，對曾為1993年世貿大樓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辯護的律師斯圖亞特提起「幫助和唆使恐怖組織」的指控。2003年1月法院宣布如果總統認為疑犯的行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危害，可將美國公民定性為「敵方戰鬥人員」，而剝奪其幾乎所有權利。截止2003年3月，司法部長已簽署170多張「外國情報緊急調查許可證」，超過過去23年簽發總和的3倍。

上述說的美國政府所有權力，無論是香港的23條立法、2020年訂立的《香港國安法》及早前訂立的《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都沒有賦予特區政府有這麼廣泛的調查、拘捕，遣送權力。所以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所說的 法例極度含糊不清，恐怕用來送回給美國就最為適切。

最後亦可以美國講講《愛國者法》的名字，它的正式名稱是「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中文可直譯為「透過使用適當之手段來阻止或避免恐怖主義以團結並強化美國的法律2001」。 整個名字是有心砌出來，意思是想取英文首字縮寫簡稱為「USA PATRIOT Act」，即「美國愛國者法」。這是一種推廣手段，將一條反恐法律改名為愛國者法，讓它可以迅速通過，所有反對這條法律的人就等於不愛國了。

美國可以有權力極其廣泛的愛國法律，而香港就不可以有一條罪行清晰的國安法律，其邏輯十分簡單，美國人應該愛國，香港人就不需要愛國了，最好你們天天想著如何推翻國家政府，天天想著如何賣國，這就符合美國的利益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