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小學未畢業，有什麼資格來評價香港這個大學生？

美國在1992年通過《香港政策法》，是一部美國的國內法，卻用來監控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後的香港，美國不關心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的管治，卻關心起中國治下的香港來。結果美國政府就每年向國會交「香港政策法報告」，評彈香港事務。

美國國務院今年交的「香港政策法報告」，指中國及香港特區在過去的行動，未能做到「中英聯合聲明」允許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要求，報告在13個範疇分析相關影響，包括民主制度和普選、司法獨立和法治、言論或表達自由、新聞自由、美港交流等，因此美方不能確保香港擁有像1997年7月1日之前的待遇。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發表聲明，指因應香港通過和實施《基本法》23條，將會對香港多名官員實施簽證限制。

有時覺得美國的行為，真是自大得可笑。她一個外國國家，又有何資格來評彈別國的狀況? 難道美國真是自由和人權的燈塔，可以照亮世界嗎? 美國真是以人權標準來決定外交政策嗎?茲舉3例，可作說明。

1. 對印度的指控。

我覺得印度做得不差，不過美國及其盟友可不是這樣評價。 去年6月，錫克族加拿大公民尼賈爾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座廟宇前的車內被槍殺。尼賈爾支持印度的錫克教分離主義，和印度政府交惡。 事發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有可信的證據指控印度政府可能與這名錫克教活動家在加拿大遇刺案有關，加拿大因而驅逐印度高級外交官，而印度亦反驅逐加拿大外交官報復。

近日印度國內又爆發衝突，印度政府指控反對黨領袖阿爾溫德·凱傑裡瓦爾貪腐，在本週四(3月28日)將之逮捕，而印度最大反對黨國大黨的銀行帳戶亦遭凍結。由於印度快將進行選舉，發生這些事情特別敏感。 印度國會領導人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在社媒上說，「一個驚恐的獨裁者希望製造一個死亡的民主」。美國亦批評印度政府的行為，鼓勵公正、透明、及時的法律程序。美國這種不痛不癢的回應，仍遭印度大力反擊， 印度召見美國高級外交官，抗議美方就凱傑裡瓦爾被捕所發表評論。

敢問美國政府，對於印度被美國及其親密盟友指控的暗殺、拘捕異見份子的行動，美國為何不制裁印度總理莫迪，不對他實施入境美國的簽證限制呢?

2. 對越南的指控。

我也覺得越南近年做得不錯了，但美國不是這樣認為。

美國在2022年《各國人權報告》中，指越南是一個廣泛侵犯人權的國家。在去年5月11日美國的所謂「越南人權日」， 《美國之音》發表一篇聲明是反映美國政府政策立場的社論，指「雖然越南的憲法與法律禁止酷刑，但是根據美國國務院最近的人權報告，越南被拘押人員據報告受到了警方的虐待和酷刑。2022年，人權監督團體就越南警方在執勤時過度使用武力，以及調查人員據稱酷刑折磨被拘押人員，發表了多項報告。」

那麼，美國怎對付越南這個美國自己口中「酷刑虐囚」的國家？不但沒有制裁，反而和越南建立最高級別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去年美國知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訪問越南，美國總統拜登就搶先去越南拉關係，於去年9月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將美越兩國關係提升至最高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恐怕不明就裏的第三世界國家，會以為多點去虐待囚犯，就可以和美國建立最緊密的關係。 出現這種誤解並不出奇，因為美國自己的確在虐囚。

3.  對美國的指控。

美國為了保障自己的國家安全，有比香港23條立法厲害10倍的《愛國者法》，還有香港沒有的黑獄，可以不經任何法庭程序，就把人投入監獄無限期囚禁，最典型的就是設在美國國土之外、不受美國法律管制的古巴關塔那摩監獄。真是虧美國人想得出來，從2002年設計這個獄監開始，就有意避開所有美國的法律。 關塔那摩監獄以虐囚聞名，其中最嚴厲的水刑，更令人聞風喪膽，因而大受批評，美國政府備受壓力。

到了2009年，奧巴馬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後兩天，即2009年1月22日，便簽署命令，宣佈將在一年內關閉關塔那摩監獄。但在重重阻力之下，關塔那摩監獄至今未能關閉，奧巴馬這一命令終成笑柄。奧巴馬當年更屢屢做出惹笑的關閉承諾。2013年4月30日，他在白宮新聞發佈會上說，關塔那摩監獄的存在有損美國形象、開支太多並有損美國反恐努力，表示將就關閉關塔那摩監獄與國會重新接觸，以闡明關塔那摩監獄的存在不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

2021年2月12日，白宮新聞秘書莎琪說，美國總統拜登打算在任內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相關人員已經著手評估。到現在拜登快落任了，該監獄仍在運作，相信拜登仍然在「評估」之中。

如今距離奧巴馬說關閉監獄的2009年已經15年了， 關塔那摩監獄仍然存在。特朗普年代把伊斯蘭國份子關到關塔那摩監獄，據說這些人在獄中串連，誰知道美國政府從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如果用美國的邏輯，單是關塔那摩監獄的存在，就足以因其極嚴重違反人權，而制裁美國政府，單是禁制美國官員入境，似乎不足以反映事件的嚴重性。

美國官員還有一個辯駁的神奇邏輯是：我不是覺得香港現在很差，不過你比過去差，我就要制裁你。這好比一個小學未畢業的無賴，見到大學生有一科成績由A+變成A，就說你成績好差了。問題是一個小學未畢業的人，有資格評價大學生的成績嗎？你先關閉關塔那摩監獄，賠償給大量被你誣告的人再說吧。

香港不會暗殺異見份子，不會用水刑逼供虐囚，沒有完全法律管不到的黑獄，沒有以虛構理由話人有「大殺傷力武器」而侵略別國。美國用什麼可比的客觀標準，要制裁香港官員，要對港官實施簽證限制呢？用美國自己的標準，早應該制裁印度和越南了，為何不單不制裁，還會和她們建立越來越緊密的關係呢？

說穿了，美國是想借香港攻擊中國，她也要借印度和越南去圍堵中國，所以越南和印度做什麼都可以，香港做什麼也不成。 美國不是什麼人權燈塔，只是一個想打壓競爭對手的「霸權燈塔」而已。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