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長耶倫到中國訪問，表面上和中國搞出一些比較虛的共識，但實質上耶倫潛藏的最大議題，是想中國去接美國不斷濫發的債券，這才是美國財政部的頭號難題。
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三藩市會面前後，中國微弱地增持美國的債券，一個月買一百多到三百多億的美債，叫做意思意思，但對美國政府發債敞開的血盤大口，似乎亦填補不了多少，估計中國未來還是會應酬式的買美債。美國無論是個人或是國家，都花錢花大了，這是美國病的另一個表徵。
第一，借爆了。截止4月8日美國的國債總額達34.6萬億美元，並且以驚人的速度每100日上升1萬億美元地增長 。美國借錢好像不用還那樣，不過即使不還本金，可以發新債冚舊債，但利息還是要還的。美國銀行就估計，如果聯儲局今年不減息，美國到年底利息開支就會增長至每年1.6萬億美元，這樣就會超過社保、衛生、醫療保險和國防開支，成為美國政府最大的開支項目，光是付債息就要支付1.6萬億美元，真是很可怕。
第二，利息高。不要以為美國瘋狂加息，在兩年之內加息5厘，美國自己不用付出代價，其實國債要付高利息就是代價。今年是選舉年，總統拜登當然希望聯儲局可以減息，減息不但可以提振經濟，還能催谷股市。現在市場預計聯儲局今年可能會減息3次，而巿場期望6月減息的機會有50%以上。不過美國能否減息，仍然要看通脹數字，但最近數字就不太靚仔了。
截止上個月，美國通脹率雖然已從高位9.1%降至3.2%，但是近期通脹又似回頭，美國聯儲局的其中一個估計通脹的指標即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PCE），2月同比上漲2.5%，較1月升高了0.1個百分點，顯示了美國2月通脹反彈。而通脹的反彈和能源價格回升息息相關，2月美國能源價格環比上漲了2.3%，這樣就令人質疑美國聯儲局官員此前估計今年可以減息3次的預測，是否可以實現。如果美國不減息，或是減息較預期少，都是會對美國債務帶來巨大的衝擊。
第三，有危機。很多人說美國的借貸高，但也有很人亦都說美國由於有美元霸權，人人都視美債為無風險資產，不擔心美國爆煲，所以說美國將會爆煲的只是胡說。但美國債務以這樣的速度上升，的確觸發了各方的擔憂。
彭博社最近就做了一個模擬測試，指進行了一百萬次模擬估算，結果顯示在88%的情景下，美國的借貸都不可以持續。而在最壞的5%模擬情景當中，10年之後，即2034年美國的債務對GDP比率將超過139%，意味著美國將會較當年爆發債務危機的意大利，有更高的負債比率。彭博預計，在這個情況下，就會出現一個危機，要麼是因為美國信用主權評級被下調，引發國債市場崩潰，要麼就是聯邦醫療保險或社保信託基金耗盡，引發恐慌。無論任何情景出現，都是一種玩火的情況。
雖然彭博說由於美元在世界金融的核心地位，令到爆煲的可能性下降，要發生很多事情才會動搖投資者對美國國債作為終極保險資產的信心，但當這個信心真的流失時，就是出現美元分水嶺的時刻，屆時美國將不僅會失去融資管道，更加會喪失全球信譽和實力。
彭博作出的是一個客觀警告，並非無的放矢，市場亦有一定的擔心。看看美國10年債息，即使在充滿減息期望的前景下，現價仍高達4.43厘，就顯示由於美國的債務供應快速擴大但需求疲弱，只能夠用更加高的國債利息來吸引投資者。
美國的高借貸是一種病，而在美國的政治結構下，這種病並不容易醫得好。在奧巴馬的年代，美國政府開支對GDP增量的貢獻去到5.2%的低位，特朗普的年代增加至8.7%，拜登的年代就瘋狂增加至14.6%。花錢買票，已成了政客的毒癮，他們好像以為借錢是不用還的。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