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視頻連線方式致辭，他的發言甚有深意。
夏主任輕輕帶過國安的話題。說實在的，香港已完美完成23條立法，築牢國家安全的防線，馬上就要全副精力，投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工作中。
中央經常說香港已步入「由治及興」的階段，到底在何處著力，不少人心中無底。亦有人懷念過去的好日子，想以回到過去，特別是以和美西方打好關係的方式，去振興經濟。
但夏主任就為香港開出完全不同的藥方。
他說：「今日之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亦非昨日之世界。大家要主動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反覆運算更新、轉型升級。」
夏主任站在高位上，為香港由治及興指明航向，點明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
說直接一點，香港不變，就會玩完。能變，就有全新出路。
夏主任發言中的幾個要點，都是隱藏了針對部份港人對發展前路的誤解。
1. 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
在西方唱衰下，香港也有部份人相信，搞了《港區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玩完。
其實在1990年訂立《基本法》時，香港何曾有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這並非香港資本主義一制的特質。
夏主任在發言中界定香港一制的特質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生活方式長期不變、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香港有自由港地位，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流動、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香港是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他認為香港既享有巨大的「一國」之利，又擁有廣闊的「兩制」之便，香港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梁和窗口作用更加凸顯，香港「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服務平台功能勢必越來越强。
2. 要利用獨特優勢發展創新。
有不少傳統精英認為，香港過去就是做中西方之間的經紀生意，做金融做地產，如今中美交惡，這些生意都好難做了，所以他們老是想回到過去。
夏主任既叫香港鞏固好、發揮好傳統優勢，包括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貨物、資金、人員、資訊等自由流動，是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貨運中心。但香港也要改革創新，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勢而為。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是第一生産力，創新是第一動力。香港要積極把握新質生産力發展的要求，大力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綠色金融、數字經濟，建設區域知識産權貿易中心，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設智慧港口等，鞏固提升傳統産業優勢，推進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
3. 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不少人認為「兩制」是對立的，香港越融入國家，香港越失去自己的特色，越無運行。
這種意見看不到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特色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行不悖。新加坡看到香港背靠祖國這個重大經濟體，羨慕得不得了。
夏主任講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是融入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腹地，就是融入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就是融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來的無限商機。融入國家是為了更好地融入國際、擁抱世界，是為香港的發展擴容賦能，讓香港優勢更加彰顯。
夏主任這篇講話，可以說為香港作「點穴」治療。一字記之曰變，過去的老日子已一去不返，香港要找到新角色，發展新產業。香港人若不去創新求變，重拾獅子山下的創新拼搏精神，的確會被時代淘汰。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