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工業國（G7)外長會議近日結束，這些號稱領導世界的工業大國，對中東加沙地區因為戰爭帶來34000人死亡視而不見，但整個會議就圍繞著中國發炮。G7好像生活在一個平行宇宙，只關心打壓中國，不關心戰區人命。從G7外長會議的會後聲明，可以看清這個組織的3重虛偽。
第一，針對香港的虛偽。G7外長會議的聲明，指香港自2020年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對香港多元化、公民與政治權利惡化感到擔憂，又對香港最近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再次強調感到憂慮。聲明指相關條例將進一步侵蝕香港的自治、人權和基本自由。
G7的虛偽在於這些美歐國家自己都擁有嚴苛的國家安全法律，例如美國就有《國家安全法》、《間諜法》、《外國人登記法》等超過20部與國安相關的法律，領先世界。他們自己可以有嚴厲的國安法律，保障自己的國家安全，但就虛偽地指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會影響人權和自由。我們都很有興趣知道，美英的國安法律可以如何促進人權自由。
第二，指控中國援俄的虛偽。G7外長會議公布第二重虛偽，是將俄烏戰爭的矛頭指向中國，G7指中國企業向俄羅斯轉讓軍民兩用物資和零部件，對此表示強烈關切。其實這個完全是美國的話術，過去美國曾指控中國向俄羅斯出口軍火，但事後卻拿不出半點證據，證明純屬虛構。最近，美國見到中國和歐洲國家關係改善，就提出另一套新的說詞，向俄羅斯提供的零部件可以生產武器，就變成為所謂向俄羅斯轉讓「軍民兩用物資」的質疑。
美國挑動中國和歐洲矛盾已經到了很露骨的地步。國務卿布林肯近日就對記者說，「中國不能兩者兼得，一方面與歐洲國家享有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又推動冷戰結束以來對歐洲最大的威脅。」
美國發動這種轉讓「軍民兩用物資」指控，等於叫中國完全停止與俄羅斯進行正常的民用物資貿易。中國向俄羅斯出口一顆螺絲釘，都會有機會變成了支持俄羅斯製造武器。但現實上美國自己就從俄羅斯大量進口鈾元素，美國需要的東西就大力向俄羅斯採購，毫無制裁的打算。美國甚至在去年取代中國成為俄羅斯濃縮鈾最大進口國，進口量增加19個百分點至702噸，佔俄國鈾出口38%。中國去年進口的俄羅斯鈾減少32個百分點，只有457噸。美國向俄羅斯大量進口濃縮鈾，很明顯支援了俄羅斯的經濟，又想請問美國停止向俄羅斯採購鈾之前，又哪有資格叫其他國家連一粒螺絲都不可以賣給俄羅斯呢？
第三，只讉責伊朗的虛偽。G7會議的最大虛偽，是將巴以戰爭的矛頭完全針對伊朗。以色列早前違反國際法，以導彈攻擊在敍利亞境內的伊朗大使館建築物，G7無半點表態。到伊朗本月向以色列發射導彈還擊的時候，這次G7外長會議的聲明就強烈讉責伊朗對以色列發動襲擊。雙重標準，令人齒冷。
最妙的是，G7的成員國是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當中德國是歐盟最大經濟體，是G7的核心成員。德國外長貝爾伯克4月17日訪問以色列時，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開會，貝爾伯克除了勸說內塔尼亞胡要克制之外，亦大力抨擊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導致加沙的飢荒，她說：「加沙的飢荒狀況，我手機裡有飢餓兒童的照片可以看到。」但內塔尼亞胡就強烈反駁，叫貝爾伯克把手機收起來，並向她播放一段據說是加沙地區的視頻，顯示加沙巿場物資豐富，巴勒斯坦人在海裡游泳，內塔尼亞胡指他的視頻證明加沙不存在人道危機，沒有飢餓。貝爾伯克十分憤怒，反駁加沙的局勢是災難性的，要求內塔尼亞胡不要再展示這些影像，批評這些視頻沒有描述加沙的真實情況。
G7核心成員國其實深明以色列進軍加沙造成人道主義災難，德國外長貝爾伯克本人就參加了G7的外長會議，好像換了個人那樣。在美國控制下，G7外長會議對以色列無半句讉責，反而就責難伊朗，評彈中國。
G7是一場虛偽的盛宴。那6個國家好像美國的傀儡樣，按著美國的利益，發表針對中國的聲明，但就置中東危機於不顧。中國無發動戰爭，無因此死一個人，G7卻高度關注。加沙死那麼多人，G7視而不見。世間諷刺之事，也莫過如此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