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把烏克蘭戰爭的包袱摔向中國。
美國在5月1日宣布對近300間公司及個人實施制裁，指涉嫌為俄羅斯規避西方制裁，支持俄國入侵烏克蘭。美國財政部的制裁目標，包括位於中國、俄羅斯、阿塞拜疆、比利時、土耳其等60家企業，被指協助俄羅斯「從國外獲取急需的技術和設備」。當中包括香港Finder Technology Ltd.，被指對俄出口293批電子產品，當中包括可用於無人機的零件等。
觀察美國制裁公司提供的零件，都是很普通的東西，就被美國制裁。可以肯定，美國如果制裁自己，禁止自己和俄羅斯買核原料濃縮鈾，效果更加直接，可以馬上減少俄羅斯一年10億美元的收入，但美國當然不會這樣做。
不過美國都會整色整水，假扮自己在制裁俄羅斯的鈾，因為快要選舉了。
美國參議院在4月30日表決通過《禁止俄羅斯鈾進口法案》，禁止從俄羅斯進口濃縮鈾，並將該法案送交白宮。但該法案指出，在沒有可以替代的鈾來源可以維持美國反應堆運轉，或者採購符合「華盛頓國家利益」的情況下，美國可以在2028年1月1日前繼續從俄羅斯採購濃縮鈾。
俄羅斯核能信息網站主編烏瓦羅夫指出：「如果摒棄法案文本中所有優美的詞句，只留下精髓，那麼它將歸結為這樣一句話：『你不能購買俄羅斯鈾產品，但如果你真的想，你可以買』」。
烏瓦羅夫形容，美國參議院通過的禁止從俄羅斯進口鈾的法案純粹是選舉前的公關行為。
美國就是這樣偽善的國家，不斷催著烏克蘭人為美國賣命。俄烏衝突打了兩年多，和談之窗不止一次打開了，如在開戰之初，兩國進行過十分認真的談判，可依舊遭到了美英的破壞。
現在德媒適時曝光了俄烏那次談判的內幕，德国《星期日世界报》獨家獲得一份17頁的文件，文件顯示，基輔和莫斯科在2022年4月15日戰爭開打個多月後，基本上就戰爭結束的條件達成了一致，只剩下少數幾個小問題，需要由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面協商決定。
德媒透露了當時達成的草案，烏方承諾永久中立，避免舉行外國參與的軍事演習，也避免參與任何軍事衝突。俄羅斯則承諾不再攻擊烏克蘭，且同意由聯合國五常國可以為烏克蘭提供全面的安全保證，但不包括克里米亞。
可以看出，雙方都做出了讓步，也涉及關鍵的領土爭端的問題，一名烏方談判代表表示，這是烏克蘭本可以達成的最好協議。已經離開澤連斯基辦公室的一名烏克蘭高級政客也曾表示，烏克蘭談判團隊一度開香檳慶祝。
這些細節都說明，俄烏在兩年前接近達成和平協定，協定達成之後，戰爭也就結束了。
但最後在美英干預下，阻止澤連斯基簽署和議。
如果當時達成了協議，這兩年的仗本來是不用打的。所以說，這兩年的戰爭算是白打了，俄羅斯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烏克蘭的損失比俄羅斯大得多，死的人多得多，是更大的受害者。全球通脹急升，各國人民陪著受苦。而最大得益者，是美國的軍火商。美國政府為爭取國會支持援烏，承認援助烏克蘭的608億美元，有90%會回流美國的口袋，為美國創造就業。記著，是要烏克蘭出人命，為美國創造就業。
近日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荷蘭皇家海軍中將羅布·鮑爾在出席「基輔安全論壇」時，竟然直白的說：「你不僅需要手榴彈，還需要更多的人來替代死者和傷者。這意味着要加強動員。我理解讓人們相信自由民主是多麼困難。但我看到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當民主自由變成叫他人去死時，的確很難接受。
最後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場美國人堅持要打的戰爭，卻叫中國人去找數呢？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