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法國，就可以為最近一系列國際謎題找到答案。
習主席訪法先舉行中法歐盟領導人三方會議，接著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法會談後習主席表示，與馬克龍會談有豐富成果，歡迎馬克龍再度訪華。雙方還發表中東局勢的10點聯合聲明。從習主席的公開宣示到身體語言，都看到中法關係有實質的進展，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時達成那種虛無飄渺的共識，有天壤之別。這也解釋了美國之前一系列操作，究竟所為何事。
近日美方無端向中國掟出兩個炸彈。第一，產能過剩論。美國財長耶倫訪華之前拋出這個觀點，認為中國的新能源產品產能過剩，威脅全世界。美國官員更加放風，表示會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考慮加徵關稅。奇就奇在美國現在已經對中國汽車徵收27.5%的高關稅，而中國電動車根本完全未打入美國市場，美國在這個領域，特別是電動車領域上面發功，令人有點摸不著頭腦。
第二，中國協助俄羅斯論。在兩年多前俄烏戰爭開打之初，美國曾警告中國不能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但是後來由於未見中國向俄售武，這種指控逐漸不了了之。近日美國又突然發難，指中國不能夠向俄羅斯輸出軍民兩用產品。布林肯甚至警告，北京向莫斯科運送可製造軍火的關鍵零部件，無疑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事火上澆油，要是中國不停手，美國將採取行動。所謂軍民兩用部件，定義廣闊無倫，即使中國向莫斯科輸出一粒螺絲，都可以說是輸出軍民兩用部件。美國突然間提出這種指控，並且煞有介事向媒體放風，考慮因此向中國的銀行實施制裁。
這樣問題就來了，美國為何突然將這兩個議題無限放大呢？表面來看，突出烏克蘭戰爭，可以轉移美國國內反對巴以戰爭的壓力，但看起來美國還有一箭雙鵰之意，這一著亦想破壞中國和歐洲的關係。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早前和歐洲開會的時候，亦都把話挑得很明，指中國是美國和歐洲的共同敵人，跟著又拿出那套美歐同屬民主體制，要對抗中國這種威權政府的陳腔濫調來說事。如今整個圖畫已經浮現出來，美國對中國無端指控，其實是劍指中歐關係，針對的是近來中國和歐洲，特別是歐盟兩大國法德兩國的關係，有快速改善的趨勢。
4月中德國總理朔爾茨帶了一個豪華的商貿代表團訪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早訂好要在5月初訪問法國，美國就在這兩個重要的中歐外事活動當中，硬生生加插財長耶倫和國務卿布林肯訪華，借此掟出兩個炸彈，意圖破壞中歐關係。所謂產能過剩，就逼迫歐盟對比亞迪等中國三大電動車生產商加徵關稅。至於指控中國支援俄羅斯，就是想煽動德國和法國民眾的情緒，反對和中國改善關係。
不過，從這次習主席訪問法國的成果來看，美國只是枉作小人，總是看不慣人家的好，但這種「八婆式」講是講非的離間行為，並未得逞。習主席和馬克龍會面之後，一方面嚴詞駁斥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另一方面亦表示中歐雙方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經貿摩擦，照顧雙方合理關切。中國擺明會入更多法國農產品，看來中法雙方有互諒互讓的趨勢。更要命的是中法發表中東聯合聲明，法國成為首個聯合中國去譴責以色列的北約大國，美國的面子難下氣難平。
中國正在捉一盤大棋，在美國認定中國作主要競爭對手之時，全力改善與歐洲關係，倡導歐洲戰略自主，叫歐盟不要做美國的小兄弟來和中國對抗。從德國和法國的態度來看，中國的策略正逐步收獲成果。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