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警方突然宣布起訴3名人員，聲稱他們涉嫌向香港情報部門提供協助，其中一人是特區政府駐倫敦經貿辦事處行政經理袁松彪。英國警方指控的案情和被香港通緝的流亡人士有關，指控三人涉嫌監視及闖入民宅等行為。由於袁松彪是現職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人員，事件倍受關注。
中國駐英大使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英方編做藉口，無理指責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中方就此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英國政府要起訴一個中國香港駐倫敦辦事處人員違反英國國安法，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涉及國際關係的政治性案件，一般而言，可以透過外交途徑洽商解決，但英國政府選擇最高調的方法去公開起訴，應該留意英國政府作出此決定的政治背景。
第一，選舉年殺到。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歐洲，中法關係相當緊密，對比之下，中英關係就比較冰冷。英國首相辛偉誠是七大工業國首腦中，唯一未曾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的領袖。就在上周習主席訪問歐洲期間，辛偉誠就與外相卡梅倫高調與5個被中國政府制裁的英國國會議員會面，討論他們被制裁的情況，指中國對英國議員實施的制裁令人無法接受。會上議員向首相反映所謂香港政治犯及中共滲透等問題，並再次建議英國政府將中國列入「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的「強化」級別。
英國保守黨政府高度宣傳這個會面，很明顯是想擺出一個對中國強硬的姿態。今年是英國的選舉年，英國保守黨在5月初的地區選舉中大敗，丟失多個地區議會的控制權。現在民調顯示，保守黨的支持度落後工黨高達20個百分點，而今年就要進行大選，辛偉誠可以說是四面楚歌。英國既然和中國改善關係不成，表演出強硬反華的態度，可說是辛偉誠內閣孤注一擲的賭博。
第二，劍指駐美經貿辦。特區政府目前有3個駐美經貿辦事處，亦都處於中美爭議的風眼當中。去年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了《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建議國會通過這個法案，取消3個香港駐美經貿辦的特別待遇。法案如果通過，確認香港經貿辦不能持續享有外交特別待遇及豁免權的話，香港3個經貿辦需於180日內關閉。
近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重提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這個建議，如果法案最後獲得通過，就會逼香港的經貿辦關門。英國在這個階段指控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人員涉及外國干預罪名，很明顯是為美國禁制香港經貿辦鳴鑼開道，增加美國反華議員的籌碼。
第三，英國間諜被捕。英國商人石伊恩於2022年被中國判決「為境外收買、非法提供情報罪」罪名成立，被判5年有期徒刑，其上訴亦於去年9月被駁回。現年71歲的石伊恩，曾任通用汽車中國區高級經理，後來被指竊取中國情報被捕判刑，英國一直想營救石伊恩。如今拘捕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人員，正好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
這些所謂間諜案，完全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力，過去香港人自以為可以置身事外，但隨著地緣政治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中美的磨擦加深，英國作為美國的小弟弟，走出來做馬前卒，自我打扮成為對中國的強硬派，既可以向美國表忠，亦可以爭取本國反華的選票，對民望極度低迷的辛偉誠來說，這些都是成本很低的賭注。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