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世界有一個常見的理論，就是「鐘擺效應」。意思是，政治局勢往往是由一個極端，逐漸走向另一個極端。觀乎現今世界政局，的確有不少國家由政治強人取代溫和型領袖乘勢而起。
事實上，「強人政治」在二十世紀並非罕見。由於上世紀上半葉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其後出現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戰」，加上各國復雜的內部問題，使世界政局長期陷入不穩，為手段狠辣、形象鮮明的政治強人提供不少「向上流動」的機會。例如中國因應自身局勢和政權更替，先後出現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三位強人；英國在戰時亦有丘吉爾、後期有「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兩位強人出任首相。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鐘擺由強人的一方走向溫和的一方。由九十年代起，世界各國都出現溫和型領袖，例如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便以親民形象取得群眾支持、本世紀初的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亦是強調社會和諧的領導人。
不過，近年溫和型領袖在政壇上可謂處處碰壁。以台灣總統蔡英文為例，上任以來因政府部門行事不善，加上缺乏政績和失言問題，民望每況愈下。向來以仁慈見稱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亦因為難民政策失當，惹來德國民眾的反感，紛紛表態反對她繼續連任。
相反，強人重新在政治舞台上發光發亮。近來最廣受注目的例子，就是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這位新科上任的總統，積極兌現選舉承諾，嚴肅處理困擾菲國已久的毒販問題。迄今為止，已經有1900名毒販被判處死刑，既可震懾從事不法勾當的人，亦成功贏得民眾的信任。杜特爾特堅決和果斷的執政姿態，使他深受群眾愛戴，更加取得令人咋舌的91%支持率。
強人政治重新崛起，並非個別例子。這種風氣，在主要大國尤為明顯。例如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來便雷厲風行整肅地方和政府高層的貪腐問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故意挑動中日領土爭議，在外交上寸步不讓；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莉和特朗普，同樣以強人形象爭取群眾支持。可見，強人政治已經逐漸取代溫和型領袖，重新成為政壇的主流。
筆者認為，強人政治重現，有三個主要因素。第一，溫和型領袖雖然作風謹慎，處事有序，但亦容易造成議而不決，效率不彰的毛病。當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積壓大量問題，尤其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便會刺激群眾擁立強人，希望借助其幹勁和智慧迅速解決弊端。
第二，過去二十年，不少民主政體美其名實現政黨輪替，實質上只是上演一次又一次的政黨鬥爭。在重大議題上，各黨千方百計加以阻撓，阻止當權政黨立功，使議會爭執不斷，難以施政。當群眾厭倦「泥漿摔角」，便會寄望強人收拾殘局，使社會重回正軌。
第三，強人可以在短時間內取悅群眾，穩定政局。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例，正是他得悉坊間出現對官員貪腐問題的不滿，憂慮情況惡化可能導致「亡黨亡國」，因而加快腳步剷除不法官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面對在野派的威脅下，選擇對中國展示強硬的態度以轉移民眾的視線，鞏固安倍內閣和自民黨的執政地位。
儘管有人認為強人政治可能引發悲劇，但是筆者認為政治強人總比政治好人好。政治好人希望做到面面俱圓，但往往不得要領，使社會問題懸而未決，猶如慢性自殺。相反，政治強人無視壓力，貫徹始終，即使失敗收場，亦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何況，政治強人的執政表現，多數遠勝一班政治好人。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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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算得上是梁振英上任之後，最有破壞力的政治人物。先在2014年發動佔領運動，歪曲年輕人對法治的觀念，催化更加激進的政治思想；2015年，多次聯同港大法律系的教師將香港大學演變成政治戰場，令校園政治化問題愈趨嚴重；直至今年，發動雷動計劃，意圖聯結自由黨及其他獨立人士爭取過半數議席，以共同對抗現屆政府及癱瘓行政和立法機關的運作。雖然，表面上，雷動計劃沒有達成目標；但是，實際上，戴耀廷成功實現盤算。
說穿了，雷動計劃的本質就是一場「集票遊戲」。戴耀廷以策略配票作招徠，盡其所能收集一眾無知選民的票，再假借民意調查、票站調查結果及所謂科學分析之名，將選票分配到他希望支持的人手上。打個比喻，戴耀廷就好比一間集資公司的負責人，當他收集一定散戶的資金，便以一些不透明的方法，將資金投放在他屬意而不是對客戶最有利的投資項目，以成就一己私利。
從結果而言，雷動計劃的建議配票方式是錯漏百出的。以新界西為例，雷動計劃的建議是棄保李卓人。然而，最終李卓人與當選門檻相差5000票。如果沒有戴耀廷的「山埃級建議」，李卓人大有可能為泛民取得最後一席。同樣令人費解的配票建議亦發生在九龍西。雷動計劃建議將選票平分給劉小麗、毛孟靜和游蕙幀，而選擇放棄最終僅以四百票之差落敗的黃毓民。可見，不論數據收集或是提供建議，雷動計劃都存在不尋常的錯誤。
按照常理，一個深謀遠慮，籌備多時的計劃，加上由大學教授親自主持，不應該接二連三地發生低級錯誤。所以，結果必然是來自人為精心策劃。問題是，為什麼戴耀廷要貪新厭舊，趕走政治明星而力捧新人接任?
從雷動計劃的建議，可以看出戴耀廷的思路，就是盡可能支持新人和不打民主黨公民黨。
在雷動計劃的告急名單上，一共有13位候選人，需要計劃內的選民通過配票支持。而在13位推薦人物當中，有7位是第一次參選的新人，包括羅冠聰、劉小麗、游蕙幀、許智峰、譚得志等人。雖然新人參選不一定處於劣勢，但由於沒有往績支持，加上一般知名度稍弱，為新人高調求票難免顯得格外進取之餘，亦予人瓜田李下之感。再者，部分新人的民調支持度與政壇老將不過是叮噹馬頭，例如許智峰與何秀蘭、黃浩銘與李卓人、范國威與鄭家富等等，實在沒有充份理據支持前者而放棄後者。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棄老扶幼，將政壇大哥大姐拉下馬，加速新人接班的步伐。
另外一個相當可疑的決定，就是所有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候選人都獲得「告急」和「穩定」的標籤。前者的意思，當然是要求雷動計劃的參加者配票；後者的意思，是指候選人選情穩定，不需要浪費選票在這名「大熱」身上，改為支持其他候選人。但是，根據雷動計劃的建議，除楊岳橋外，兩黨的「穩定」候選人都加上「應繼續支持」的字句，呼籲選民不要大幅流動，令他們免於蒙受墮馬的風險。換言之，戴耀廷是希望確立兩黨的領先位置，從而協助他們爭取較多議席。
推動新人改朝換代和支持民主黨和公民黨主導泛民形勢，自然是有重要的動機。一方面，新面孔的加入，有助進一步刺激港獨運動。港獨派人士勝選，既可視為港獨有紮實民意基礎的證明，亦可吸納更多志同道合以壯大實力。而且，相較李卓人、何秀蘭等人對港獨的模糊立場，支持明刀明槍高舉港獨旗幟的年輕人對實現戴耀廷亂港的野心更為有利。另一方面，部分「告急」新人是來自民主、公民兩黨，支持他們等如確立兩黨的領導地位。民主、公民兩黨維持優勢，有助凝聚泛民，方便協調和溝通，避免因太多小型政黨各持己見而難以合作。
當然，雷動計劃最大的作用，就是讓戴耀廷扮演泛民的「教父」，支配所有候選人的命運，指揮整個派系的方向。當雷動計劃日漸成熟，參加者愈益增加，戴耀廷的生殺大權便更顯重要。屆時，所有候選人為求自保，不得不對戴耀廷俯首稱臣，任憑差遣。泛民人士需要與「教父」同一鼻孔出氣方可獲得「祝福」，那麼，泛民議員實質上變成「教父」的手下。當「教父」希望港獨情緒升溫，手下自然不敢怠慢。故此，雷動計劃打造戴耀廷的超然地位，對決定泛民路線、港獨運動進程以至政治氣候都有不可小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