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指控涉嫌協助香港情報機構、觸犯英國國家安全法的一名英籍男被告特里克特，證實在5月19日死亡。
當日倫敦泰晤士谷警方接獲市民舉報，指一名男子倒臥在梅登黑德的格蘭費爾公園，警方到場發現該名男子已經死亡，最後證實是案中的男被告特里克特，英國警方暫列為死因不明 (unexplained death)。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令到這宗涉及香港的英國國安法案件更加詭異。
這讓我想起一個小故事。話說在梁振英當特首的年代，他對外國的情治人員可能對香港進行的破壞有高度戒心，他就向當時的一名高官推介去看一本講述英國間諜的書籍，但那位高官對此嗤之以鼻，後來還到處跟人說，指梁特首神經過敏，到處叫人看英國間諜書，認真無謂。
其實經過2019年的事件和多宗相關案件的審訊，大家會發現 外國勢力干預他國的時候，所做的事情往往超出人們的想像。故此，對37歲前英軍特里克特的突然死亡，也不妨多抱一點懷疑。試想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中國大陸，外國會怎樣看？會不會任由官方一句「死因不明」，就讓事件輕輕帶過？
特里克特的死因可能是自殺，亦可能是他殺。事發後馬上有人向英媒放料，指向特里克特死於自殺，例如英國《泰晤士報》就指，法庭文件顯示，特里克特在扣留期間曾企圖自行了斷，並向執法人員稱，如果自己獲釋就會自殺。看見這些英媒放料，就越發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假設特里克特是自殺，他被捕拘留期間有無被恐嚇脅逼，搞到他情緒失控要自殺呢？
或者可以從誰是受益者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各種可能性。
第一，袁松彪會受益嗎？被英國指控的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行政經理袁松彪，會否從特里克特的死亡中受益呢？一般人會馬上想到「死無對證」，以為特里克死了以後，就變成沒有人可以作證指控袁松彪。但實情或許相反。在一般情況下，法庭要經過上庭審查才會接受證供，否則只是「聞說證供」，其可信性大減。但有一個例外的情況，就是證人身亡。法庭會接納死者的證據，最極端是在他瀕死之前的一些說話，都可以接納成為證供，這就是所謂死前宣示(Dying declaration)。假設一個情景，一個人被人用刀刺到重傷，警員到場的時候，受害人在彌留之際，講出誰是刺殺他的兇手，這種死前宣示，即使逝者已矣，無法再站在證人台上宣誓作證，但都可以被接納成為證供。
特里克特被英國警方拘留的時候，很可能已經作了警誡供詞(Cautioned statement) ，當證人身亡之後，這些警誡供詞都可能會被法庭接納作為證供。所以不能假定特里克特死了就變成死無對證，對袁松彪很有利。當然辯方無法盤問證人，證供可信度會打折扣，但也難言現在這種情況對袁松彪有利。
第二，事件的感覺。英國政府提出起訴，客觀上已經形成一個印象，是香港的經貿辦有人涉及一些干預他國的行為，即使最後罪名不成立，從案發後有人大量放料，已經形成公眾的印象。這件案詭異的地方，是事發之初，根本沒有人知道被告是誰，但網上已經有人大量放料，指出袁松彪是一個前警官，並有很多相片在網上流傳，甚至包括特首李家超曾經在海外受訓時與他的合照。傳媒不廢吹灰之力，就可以大寫特寫這些故仔。更詭異的是有人將起訴書拿出來，放到一些網上平台供外界傳閱。誰會這樣為傳媒設想，做足了傳媒該做的事，讓大家很容易散播控方描繪的案中情節？
無論特里克特是自殺還是他殺，已突顯這些涉及國際關係的案件，很易搞出人命。英國政府有責任透明公開地交待，特里克特死亡的真相。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