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指控涉嫌協助香港情報機構、觸犯英國國家安全法的一名英籍男被告特里克特，證實在5月19日死亡。
當日倫敦泰晤士谷警方接獲市民舉報，指一名男子倒臥在梅登黑德的格蘭費爾公園，警方到場發現該名男子已經死亡，最後證實是案中的男被告特里克特，英國警方暫列為死因不明 (unexplained death)。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令到這宗涉及香港的英國國安法案件更加詭異。
這讓我想起一個小故事。話說在梁振英當特首的年代，他對外國的情治人員可能對香港進行的破壞有高度戒心，他就向當時的一名高官推介去看一本講述英國間諜的書籍，但那位高官對此嗤之以鼻，後來還到處跟人說，指梁特首神經過敏，到處叫人看英國間諜書，認真無謂。
其實經過2019年的事件和多宗相關案件的審訊，大家會發現 外國勢力干預他國的時候，所做的事情往往超出人們的想像。故此，對37歲前英軍特里克特的突然死亡，也不妨多抱一點懷疑。試想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中國大陸，外國會怎樣看？會不會任由官方一句「死因不明」，就讓事件輕輕帶過？
特里克特的死因可能是自殺，亦可能是他殺。事發後馬上有人向英媒放料，指向特里克特死於自殺，例如英國《泰晤士報》就指，法庭文件顯示，特里克特在扣留期間曾企圖自行了斷，並向執法人員稱，如果自己獲釋就會自殺。看見這些英媒放料，就越發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假設特里克特是自殺，他被捕拘留期間有無被恐嚇脅逼，搞到他情緒失控要自殺呢？
或者可以從誰是受益者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各種可能性。
第一，袁松彪會受益嗎？被英國指控的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行政經理袁松彪，會否從特里克特的死亡中受益呢？一般人會馬上想到「死無對證」，以為特里克死了以後，就變成沒有人可以作證指控袁松彪。但實情或許相反。在一般情況下，法庭要經過上庭審查才會接受證供，否則只是「聞說證供」，其可信性大減。但有一個例外的情況，就是證人身亡。法庭會接納死者的證據，最極端是在他瀕死之前的一些說話，都可以接納成為證供，這就是所謂死前宣示(Dying declaration)。假設一個情景，一個人被人用刀刺到重傷，警員到場的時候，受害人在彌留之際，講出誰是刺殺他的兇手，這種死前宣示，即使逝者已矣，無法再站在證人台上宣誓作證，但都可以被接納成為證供。
特里克特被英國警方拘留的時候，很可能已經作了警誡供詞(Cautioned statement) ，當證人身亡之後，這些警誡供詞都可能會被法庭接納作為證供。所以不能假定特里克特死了就變成死無對證，對袁松彪很有利。當然辯方無法盤問證人，證供可信度會打折扣，但也難言現在這種情況對袁松彪有利。
第二，事件的感覺。英國政府提出起訴，客觀上已經形成一個印象，是香港的經貿辦有人涉及一些干預他國的行為，即使最後罪名不成立，從案發後有人大量放料，已經形成公眾的印象。這件案詭異的地方，是事發之初，根本沒有人知道被告是誰，但網上已經有人大量放料，指出袁松彪是一個前警官，並有很多相片在網上流傳，甚至包括特首李家超曾經在海外受訓時與他的合照。傳媒不廢吹灰之力，就可以大寫特寫這些故仔。更詭異的是有人將起訴書拿出來，放到一些網上平台供外界傳閱。誰會這樣為傳媒設想，做足了傳媒該做的事，讓大家很容易散播控方描繪的案中情節？
無論特里克特是自殺還是他殺，已突顯這些涉及國際關係的案件，很易搞出人命。英國政府有責任透明公開地交待，特里克特死亡的真相。
盧永雄
特區政府宣佈取消6名被通緝份子的特區護照，6名通緝犯中部分已擁有外國護照，聲稱沒有影響，但網台《升旗易得道》主持人霍嘉志表示，他的朋友、同被通緝的蔡明達，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英國政府應該給予他英國公民身份。說明蔡明達亦都擔心英國政府一旦不給予他英國護照，他就會成為無國藉國際人球。
流亡英國的學者鍾劍華表示，對護照持有人而言，擁有護照是重新回國的一個保證， 除非正式驅逐他出境，否則護照發出了就沒有理由取消。
鍾劍華雖然身在英國，但可能不太熟悉英國法律，因為英國早已做出取消護照的示範，其他地區覺得有效才會跟隨。可以說說英國的故事。
2015年2月17日，在倫敦蓋威克機場，3名少女阿巴塞、蘇丹娜和貝岡離家出走，出國投奔當時如日中天的伊斯蘭國(ISIS)。這三名15歲英國少女都是在倫敦東區土生土長，當她們搭上前往伊斯坦堡的飛機，前往敘利亞投奔伊斯蘭國，大大震驚了英國社會。結果她們真的加入了伊斯蘭國，成為了聖戰士的女人，但兩年之後就變了一個災難的結局。
2015年2月17日，3名英國少女——阿巴塞（Amira Abase，左）、蘇丹娜（Kadiza Sultana，中）與貝岡（Shamima Begun，右）——翹家離境，投奔如日中天的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其後兵敗如山倒，其中一個英國少女阿巴塞死在伊斯蘭國的最後據點巴古斯。蘇丹娜就在拉卡死於聯軍的空襲， 而另一少女貝岡就滯留在敘利亞的難民營。
貝岡的故事十分悲慘，幾年間她失去了兩個孩子，懷上第3個孩子逃到難民營，當時她已經懷孕9個月，即將臨盆，她表示「很想回英國」，希望孩子可以在英國平安活下去。但結果事與願違，她不但要滯留在難民營， 英國內政部還在她表達回國意願一周後，馬上褫奪她的英國國籍，而她的孩子在出生後不到3周便因肺炎去世。貝岡成為無國藉的國際人球。
英國示範了一個國家如何對付恐怖分子。到2019年，英國政府估計約有900名英籍公民，曾前往敘利亞或伊拉克加入成為伊斯蘭國的外籍戰士，當時已經有4成回到英國。他們作為英國人，本來有權利可以回到自己的國家，但一旦他們回國，政府為了確保這些人不會製造威脅或煽動恐怖主義，就必須耗費大量資源，對他們進行嚴密監控和追蹤。
英國政府在2018年起訴了91名歸國戰士，雖然其中81人被定罪，但起訴難度不少，因為他們主要在外國活動，要搜集足夠證據證明他們「協助策動恐怖主義活動」或「散播恐怖主義」並不容易。英國政府早在2017年，就一次過取消了超過150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英國護照，英國的強硬行動有效阻止極端分子回國，這不單純是為了達到威嚇的效果。
香港根據《基本法》23條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時候，亦都表明是參考了外國的做法，加入可取消干犯國安罪行逃犯護照的條文。如今依法取消6名潛逃者的護照。建議好像鍾建華這類評論者，好好研究英國如何按照法律，取消恐怖分子的英國國籍，就知道香港為何依法取消違反國安法潛逃者的國籍。
國籍身份的確是公民的重要權利，但是如果你選擇背叛國家、投奔他國，損害本國的國家安全，煽動其他國家制裁或攻擊本國，進行顛覆本國政府的活動，為何不能取消這些叛國者的國籍身份呢？
英國的事例已經表明，容許這些人回國，還要花大量的資源和精力去監控他們，以防止他們再重新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取消他們的護照，反而是最有效的方法。至於這些人成為國際人球，這都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英國少女貝岡在15歲未成年的時候，作出投奔伊斯蘭國的選擇，英國都沒有「原諒」她年少無知，直接取消了她的國藉。香港大量逃亡人士或出錢支持他們的人，已經是成年人，不是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