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到日本旅遊，一年去幾次的比比皆是。我曾經問幾個遊日的青年朋友，知否日本歷史上的「黑船事件」，他們大多目光惘然，一無所知。
1853年，即日本嘉永六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率領艦隊駛入江戶灣浦賀海面，佩里帶著美國總統的國書，要求日本開放口岸與美國通商。當時接近日本幕府末期，江戶德川幕府的將軍德川家慶被美國4隻戰艦嚇得要死，這些美國巨船塗上防止生鏽的黑色柏油，被日本人稱為黑船。巨大黑船的出現，為日本社會帶來極大驚恐，當晚江戶城一片混亂。日本民間流傳著一首狂歌，就是描述這件事情。「上喜撰」 是一種日本茶，與蒸汽船讀音相近，那首狂歌是這樣的：「上喜撰（蒸汽船）喚醒太平夢，僅需四杯無夜能眠。」正是諷刺4艘黑船弄得幕府徹夜難眠的景象。
一年之後到1854年，江戶幕府同意與美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 這事件被視為日本幕末時代的開始。《神奈川條約》開放下田和函館兩地作為通商口戶，更容許美國人定居下田。日本幕府被逼和外國簽訂不平等條，觸發浪人的不滿，其中一個是坂本龍馬，決定發起要求日本改革的運動，這就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始。
講起這歷史事件，是想告訴大家，當年西方國家恃著船堅炮利，強逼亞洲國家和他們進行貿易。英國早十多年就借著鴉片與中國開戰，最後打敗清廷，在1842年逼令清政府簽署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除了割讓香港島之外，並開放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為對英國通商口岸，稱為五口通商，成為外國人在中國租地通商之始。大家要記住，當年中國這等亞洲國家，並不覺得需要和外國貿易，是西方拿著槍到我們家門口，逼我們和他們進行貿易的。
時光流轉，180年之後，就出現一個笑話。美國人開始很害怕與我們貿易了，拜登政府為了選舉，就要擺出一個比對手特朗普對華更強硬的姿態，近期就吹出一個「中國產能過剩」的理論，指中國的產品特別是新能源產品，產能太多、價格太平，傾銷美國，逼死美國的相關行業，甚至對世界造成挑戰。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後來宣布，對所謂中國「目標戰略產品」大幅提高關稅，特別將中國進口電動車的關稅提高3倍至100%，對電動車的電池徵收25%的關稅，對太陽能電池板徵收50%的關稅等等。美國的小兄弟英國亦鸚鵡學舌，跟著美國的口徑。例如英國的精英大報《金融時報》在今年2月亦曾發表文章，標題為「中國產能過剩出口商品降價，開始向世界輸出通縮」，理論和美國並無異致。
之所以有國際貿易，就是將一個國家的多餘產品出口向外國，向其他國家交換產品，互通有無。可以出口的貨品，對出口國來說自然是過剩，不會剛剛生產到足夠本地消費的程度，這是貿易的基本原理。美國財長耶倫作為經濟學大教授，自然心知肚明，但為了服膺於拜登政府的政治議程，她都放下學者的尊嚴， 到處推銷這種中國產能過剩論。
按她的邏輯，美國出口第一大類的產品加工石油，2022年出口總值1354億美元，自然是產能相當過剩。除了頭3類石油相關產品之外，美國第4大出口產品汽車，出口總值578億美元，亦都相當過剩；第5大類芯片，亦總值516億美元，亦是過剩得要命。美國應該大量削減其石油產品和汽車、芯片的出口，以免影響全球油價、車價和芯片價格。
百年河東，百年河西。180年前，中國貧窮衰弱，英國的戰艦來到就被逼打開中國國門。中國按英國的遊戲規則，玩了180年， 如今玩得出神入化，成為了製造業第一大國，生產出價廉物美的產品，有益於全球的消費者，美國突然間就說我不玩了。
美國這種神邏輯，既顯示其搬龍門，亦顯出本身的衰弱。中國和美國主客易位，美國變了當年的晚清，很害怕和外國貿易。
如果注意國際關係就更加需要明白，貿易終結，就是戰爭的開始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