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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逸豪:美國“新鞋走老路”背後的邏輯——不思進取,更不容許別人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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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逸豪:美國“新鞋走老路”背後的邏輯——不思進取,更不容許別人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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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逸豪:美國“新鞋走老路”背後的邏輯——不思進取,更不容許別人進取

2024年05月28日 10:23 最後更新:10:30

《美國“新鞋走老路”背後的邏輯——不思進取,更不容許別人進取》范逸豪——就是敢言

    近年來,中國的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成為全球綠色能源轉型的重要推動力。然而,如此進展卻遭到了美國政府的眼紅,她們以產能過剩和政府補貼為由,對中國新能源產業進行了一系列的指責抹黑。美國對中國的這類嚴重“雙標”的指責屢見不鮮。儘管她們不斷從“經貿”、“文化”、“普世價值”等多個角度對中國進行抹黑,但無論如何這一切其實都只是他們針對中國崛起而進行的政治打壓。

 圖片來源:CFOTO/ZUMA PRESS

    當美國政府指責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產能過剩和依賴補貼時,她們忽略了自己在歷史上同樣的行為。這些所謂的指責實質上是美國在國際貿易競爭中保持優勢的策略。美國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批評,往往夾雜著對中國崛起的經濟威脅的反應,而非出於對全球經濟或環境健康的真正關心。此外,這種抨擊行為在國際法和貿易規則中常見的“國家安全”理由下進行,經常是以保護本國產業為名,實則通過政治手段干預市場,阻礙其他國家的正當發展權利。這不僅違反了自由貿易的原則,也損害了全球經濟的整體利益。

    回顧歷史,在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從日本到歐盟再到今天的中國;從鋼鐵、汽車、半導體、糧食、再到今天的係呢能源產業。美國就已經與全球各大經濟體展開過多場“貿易戰”。上世紀60年代到千禧年初,美國便與歐洲就糧食貿易有著多次交鋒。70到80年代間美國的汽車及鋼鐵行業也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為了保護國內產業,美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包括對進口汽車和鋼鐵征收高關稅。這些措施雖然緩解了國內產業的壓力,但也嚴重扭曲了全球貿易。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更過分的是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毀滅性打擊:在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期間,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尤為顯著,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上。當時,日本的半導體公司如東芝、索尼和日立等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急劇上升,這對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如英特爾和AMD等造成了巨大壓力。美國政府認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得益於不公平的貿易實踐,如政府補貼和對外國企業的市場准入限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美國強迫日本在1986年簽署了《美日半導體協定》,該協定要求日本開放其市場,並確保美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的銷售份額。此外,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產品實施了高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以施壓日本政府和企業。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美國當年對日本的指責和動機,與今天對中國的指責如出一轍。中國在太陽能板、新能源汽車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這引起了美國的警惕。美國政府指責中國利用國家補貼、市場壁壘和知識產權侵犯等不公平手段,來增強其新能源公司的全球競爭力。然而,在當今對中國的指責中,西方社會卻“集體失憶”,似乎忘記了美國曾經的做法。

    不論當年的日本還是今日的中國,不論是“低價傾銷”、“補貼造成不公平競爭”還是“產能過剩”,美國這些指責均不是出於維護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前提下作出的。她打著“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的旗幟,實際上所行的均是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套。不單是關鍵技術的自主研發和生產,中國近年在全球供應鏈、貨幣國際化、國際組織影響力等多方面發展迅速,均使美國感到其“霸權”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與威脅。

 圖片來源:BB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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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美國的這種的作派,恰恰暴露出她們的心虛氣短,也自揭了其在當今全球競爭當中面臨由盛轉衰的窘境。相對於美國不思進取及“新鞋走老路”,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實際上是全球綠色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政府的補貼政策主要是為了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旨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挑戰。此外,中國在新能源技術方面的進步,如太陽能和風能技術,已經大幅降低了全球新能源的成本,使更多國家能夠負擔得起清潔能源,這對全球環境保護是有益的。可以說,無論是從全球貿易公平性,還是對全球經濟發展的貢獻,甚至從環保減排的角度出發,中國的新能源產業發展都不應該遭受這樣的指責。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應該的到更加公平和客觀的討論。只有在真正公平和客觀的競爭環境當中,全球各國經濟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並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經濟及環境危機。




就是敢言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UBER」崛起起對香港的士業,是好是壞?

劉世傑-就是敢言

    還記得多年前,筆者申請政府的青年自薦計劃的交通事務局擔任義工,在面試前,考官安排小組討論,當時的題目是「UBER掘起對香港的士業,是好是壞?」那個時候,由於未用過「UBER」服務,完全不懂在面試中分享,結果當然是不獲取錄了。

    後來,得到朋友建議,下載了「UBER」程式。自此之後,筆者都會透過「UBER」來叫網約車或的士,不用擔心身上現金不足而做成不便,而且較有效找到合理的服務。

    近日,政府批准市區的士起錶加到29元起,的士業界表示失望,也曾經多次搞工業行動,逼使政府學澳門一樣,謝絕「UBER」市場。可是,未有網約車之前,不論在香港,澳門,以至內地,的士服務都是問題多多,特別是濫收車資的情況非常嚴重。單是香港拒載、濫收車資、車長駕駛態度惡劣等,最少佔業界的3至4成。這情況是否仍然屬“少數害群之馬”相信大家心裡有數。因此,筆者認為「UBER」的出現,正正就是用市場去軟性打擊的士業界多年來的問題。

 *圖片來源:星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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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香港市民都質疑,既然國家大力支持網約車,為什麼香港政府在推行網約車合法化,會重重困難,遲遲都未有解決方案?這歸咎於港英政府年代推出的士牌照賣斷的措施。由於的士牌照是有配額,導致在市場是有炒賣價。最高峰時,一個的士牌可以800萬元成交,現在大約300萬元便可以成交,未來也預計會繼續下跌。可是,一旦政府一刀切宣布網約車合法化,的士牌的價值會即時急劇下跌,會引起持有的士牌的牌主強烈反抗。由於那些牌主,當中涉及會計師,立法會議員等,他們在議會上有影響力,所以政府也不願意貿然得罪這些投資者。反之,鄰居城市深圳,的士牌照全部都是政府持有,然後發專利牌照給的士營運商,而且每隔幾年就要申請續牌,情況等如現時香港的專利巴士公司專營權。因此,深圳市政府在處理的士問題上,比香港容易很多。

    如果要有效解決的士業界劣質,以及「UBER」定位問題,政府最近決定發出的士公司牌照,給予5個營辦商,以車隊制服務乘客。同時,該5個營辦商也必須提供手機應用程式,以及可以讓乘客和的士車隊平台協議一個車資,而不限制只按咪錶收費。基本上,除了沒有增加的士牌現額外,已經近乎將網約車的模式全面在香港推行。筆者估計,「UBER」會順利成為其中一個營辦商,因為畢竟當年就是特區政府邀請UBER來香港服務。同時,現有的士商會也估計會獲政府批一個公司牌照,希望他們認真想想如何提供令市民滿意的服務吧。不過,如果的士公司化後,拒載,濫收車資,駕駛態度差等等問題仍未根治,那就要認真考慮全面把網約車市場合法化了。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同步推出兩個措施,一是的士發生意外或違法事情,車主需負責,此舉可以令現有牌主會主動介入牌照承租的車行和司機質素,包括其駕駛安全等等。同時,政府也推出的士牌照回收計劃,由於車主需負責車行和車長的駕駛紀律,車主不能再躺平收租,故部分牌主可能覺得風險增加而主動交牌給政府,而政府可以用合理價收回牌照,再重新發牌給有興趣的公司,而該合理價,絕不等於市場價,而是政府認為的合理價值。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跟國家的速度走,才是令香港維持競爭力的方法。電子支付,網約車,駕駛全面監控等等都是國家近年普及的新生活模式,反而香港的士還是大部分必須用現金支付,而且經常不依最佳路線,企圖收更多車資,當然只會被網上叫車程式淘汰。因此,跟國家速度走,好像現時「UBER」在香港一樣,才可令香港市民,以至整個的士業都有良好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