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狂魔 我睇你唔到

香港法院判處14名「35+顛覆案」被告罪名成立之後，西方作出批評，歐盟質疑這是政治起訴，影響香港的開放多元。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的郭明瀚指案件改變了香港的本質。

我很奇怪西方人士這樣關注香港的人權自由，甚至為31個自己認罪的香港被告發聲，但為何他們不關心一下在加沙地帶死了的36000人，當中包括近半是兒童？即使按西方的邏輯，難道死亡不比坐牢嚴重嗎？西方的雙重標準，表露無遺，可再舉兩件事以說明之。

第一，英國嚴苛的國安法。現在歐盟批評的是香港的23條立法相關案件，但英國去年7月訂立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嚴苛。就以最近涉及特區駐英經貿辦事處職員的案件為例，已經充分體現英國法律的嚴苛性。行政會議成員、本身亦是資深大律師的湯家驊日前在社交媒體撰文，指「英國莫須有罪行防不勝防」。

他分析這次指控涉及兩種行為，包括所謂「監控」在英國被特區被通緝的人士，以及以「欺詐手段」進入民居(涉及的是一個被追債叫Monica的女人)。湯家驊認為，即使事件屬實，兩者表面看亦只是普通罪行，為何能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層面呢？他以香港為例，警務人員監控任何人均受《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所監管，但條例並不適用於民間行為，換言之，聘請私家偵探監控他人行蹤並不犯法，但英國就提升至觸犯國安法的層次。至於欺詐入屋，湯家驊認為，充其量也只是民事責任問題，連刑事罪行也不是，更遑論危害國家安全。

湯家驊結論是，在英國國安法之下，任何事無大小的違法行為，若加上「外國勢力條件」（foreign power condition）即屬危害國家行為。在英國國安法下，所有外國政府及任何在政府體制內有一官半職之人士及政黨，均屬外國勢力，如此模糊和廣泛性令人咋舌，遠比香港的法例嚴峻。

看完資深大狀湯家驊的分析，比較了香港23條立法和英國的國安法，為何見不到美國或歐盟對英國動用國安法拘捕香港人士作出任何批評呢？順帶一提，英國的法例如此模糊和廣泛，香港人還是少去為妙，特別是香港的公務員、資助機構人員或任何公職人員，如果去英國買樓，要小心被英國當你是外國勢力，將資產充公。英國有充公俄羅斯富豪資產的前科，所以英國還是少去為妙。

第二，美國在阿富汗培養的怪物。美國之前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府，為了維持當地的治安，控制塔利班的反抗，原來培養出極其殘忍的怪物，其中一個就是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前警察局局長阿卜杜勒・拉齊克。那些曾經在阿富汗發生的殘忍事件，連美國《紐約時報》都看不過眼，作了專門調查，在5月22日發表文章，講述坎大哈前警察局長拉齊克的驚人事件。

美國培養出極其殘忍的怪物拉齊克。

《紐約時報》指，在美國的敘事中，拉齊克年輕、勇敢、富有魅力，曾經協助美軍擊退塔利班。但是《紐時》經過一年的調查後發現，坎大哈省有多近2200宗疑似失蹤事件，懷疑是拉齊克大量拘捕被指支持塔利班的人士，用綁架、酷刑、法外殺戮結束了這些人的生命。《紐時》在2200宗疑似失蹤案件中，追蹤了其中近1000宗，直接證實了當中400宗失蹤案件的真實性，這些人至今全部下落不明。《紐時》認為這個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拉齊克的殘忍暴行，目前並未完全揭發。

《紐時》指拉齊克受美國培訓，領美國的薪水。曾有與拉齊克共事的美國特種部隊軍官羅伯特・沃爾特邁耶表示，「我們創造了拉齊克，美國在過去每場戰爭中都做了相同的事，創造他們，其後並為之追悔。」另一個曾與拉齊克共事的美國國務院前官員亨利・恩謝爾回憶說，他曾向拉齊克詢問一些涉嫌侵犯人權的事件，得到拉齊克肯定的答案，恩謝爾評論說，「我們會說，『哇，我希望我們沒有因為聽到這件事而被捲入戰爭罪行』。」恩謝爾坦承：「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但認為我們別無選擇。」

結果拉齊克在2018年10月被暗殺死亡，阿富汗民眾高興不已，但是美國會為誰培養出拉齊克這個殺人魔頭進行內部調查，將策劃培植拉齊克的美國官員繩之於法嗎？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會譴責美國的暴行嗎？美西方會對香港的事情指指點點，但他們自己的國安法律比香港更嚴苛，他們自己在其他國家策動的暴行令人髮指，這一切又好像無發生一樣。

在西方的雙重標準背後，有一個共同邏輯：他們對親美國的政權，做什麼也視而不見；他們對自己眼中不友好的政權，即使發生雞毛蒜皮的小事，也會大造文章，針對香港亦然。雙標背後，美西方的焦點，就是想顛覆中國政權。因此拉齊克因為反對塔利班，即使綁架屠殺數以千計的阿富汗人民，在美西方眼中仍然無罪，但香港法庭審訊美西方支持的反對派人士就是有罪了，因為這些反對派想顛覆中國政權。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