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入境處早前宣布，第一代智能身份證將於明年分批失效，呼籲未換證的港人盡快換證。但相關新聞就被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炒作為：希望用換證威嚇港人。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指，特區政府的計劃是想近年移居海外的港人擔憂，逼使他們考慮是否需要專程回港換證。報道又引述一個所謂曾任入境事務助理、並已移居英國的「陳先生」，批評入境處的講法混淆視聽，指不換證罪行並非可逮捕罪行，只可以罰款，不是好像香港當局所說，如果回港後不換證， 有可能面臨罰款2.5萬港元及入獄兩年。
後來港府嚴厲譴責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散播虛假資訊，事前未有向政府作任何查詢，作出失實報道，完全有違傳媒操守。特區政府重申，本次換證做法與以往的全民換證計劃一致，沒有威嚇成份，香港居民如因不在香港而未能在指定換證限期內換領新身份證，只要在返港後30日內補辦換證手續，即不屬違法。但如果有關人士，不遵照要求在回港後30日限期內換證，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19（4）條，最高可被罰款2.5萬元及監禁兩年。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將不同的條文及法律後果混為一談，誤導市民。入境處又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的居留權，不會因其舊身份證失效而受影響，身份證失效之後，仍然可以使用有效的旅行證件如常進出香港。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質疑，早前自由亞洲電台關閉在香港的實體辦事處，現時就明白它為何要關閉辦事處，因為該電台屢次用虛假的消息，用煽動方式引起市民不信任政府。該電台撤離原因很簡單，就是有犯法意圖，留在香港會犯法，所以要離開，相信香港市民看得清楚，該電台「披媒體外衣」，其實想危害國家安全，相信市民不會受騙。
的而且確，自由亞洲電台早前撤離香港的時候，講到它好像一個普通的媒體，因為害怕《香港國安法》損害新聞自由，而需要撤離。但如果你了解自由亞洲電台的歷史，就會知道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自由亞洲電台自稱為並非美國政府機構，而是非營利性新聞機構。但現在的自由亞洲電台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由美國國際媒體署資助的機構，根據美國《國際廣播法》，自由亞洲電台的目的是「推廣資訊與思想、推動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由美國政府資助，目標是推廣美國的外交政策，而美國現時的外交政策是全面鎖定中國作為對手，所以自由亞洲電台的宣傳方針，已經明白不過了。
其實當你了解自由亞洲電台的歷史，就應該更加擔心，它徹底是冷戰的產物，是以推翻共產政權為己任。早於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創建了自由亞洲委員會，開播了名為自由亞洲電台的廣播電台。後來中情局意識到中國大陸很少有私人無線電收音機，自由亞洲電台的效果極微，結果便在1955年停播。
不過，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在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政客重燃對推翻中國政權的興趣，當時提出立法建議，尋求成立一個由聯邦政府資助、仿效當年自由亞洲電台的電台。後來民主黨的克林頓在1992年參選美國總統期間，正式提出政策綱領，要求成立自由亞洲電台，並直指「中國有朝一日也會步蘇聯和東歐的後塵」。可以說現在的自由亞洲電台，成立目標清楚不過，就是想推翻中國政權。
到1994年1月27日，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廣播法》，由總統克林頓簽署撥款3000萬美元，正式成立自由亞洲電台。最後，新的自由亞洲電台在1996年3月正式開業，成為美國政府向亞洲網上滲透的喉舌，特別針對中國。自由亞洲電台實際運營新聞網及廣播電台，通過短波衛星及網絡，播出以包括粵語、維吾爾話、藏語等9種語言播報，其推動港獨、台獨、藏獨的傾向溢於言表。
順帶一提，1992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向國會及總統提交成立相關電台及網站的時候，原來的名稱是叫做「自由中國電台」，後來美國政府考慮到「自由中國電台」的名稱對中國刺激太大，所以就稍作遮掩，改為「自由亞洲電台」，但它的本質未變。
當大家明白自由亞洲電台的前世今生之後，就知道它在今年3月初關閉香港辦事處，絕對是合理的自保之舉，因為從其一開始的成立目標，就是想推翻中國政權，從本質上已經是違反《香港國安法》，所以它並非一間新聞機構，而是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它唱衰香港的身份證換領計劃，只不過是其日常業務一部分而已。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