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員開槍擊斃持刀的失常男子，城中議論熱度未減，一如既往，某些「冷氣房」評論者就此高談闊論，一時之間「專家」意見紛陳，多數認為警員應有更好方法處理精神病患者，包括「用耐心慢慢溝通」，無需開槍攞命。我與一位警隊朋友談起此事，他滿肚是火，說這些大發議論的人士，都對警員面對的真實情況一知半解，脫離現實，事實上當時現場存在3個危機，少少差池都可致命，如果依他們的意見去做，警員受傷害的機率甚高，「唔通警員條命唔係命咩」。
警隊朋友向我指出，警員開槍事件現場有3個危機，絕不可能與持刀者「耐心溝通」，也沒法只用盾牌警棍可制服對方。這令人想起去年荷里活廣場斬死兩人事件(圖)，假如當時有警員在場，亦會開槍射擊持刀者，以阻止殺戮。
對於警員今次應否開槍，討論仍在發酵，比較討好的論點，是精神病人是弱者，須予「同情」，而不是奪他們的命，這種慈悲為懷，往往較易攞到分。例如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就認為，警隊對精神上冇行為能力的人，做法有指標，包括耐心溝通、避免大聲說話，要以尊重的心對待這群人，因為「佢哋嘅溝通能力冇咁強」。她又關注事發時，是否有談判專家和精神科專家在埸，「總不能說情勢危急，便用過度武力」。
另外，大學學者葉兆輝亦指，警方預先知道要處理精神病患者，可穿上保護衣、持盾牌等，應避免使用致命方法。又有專欄作者認為，警員當時持有盾牌、警棍，應足以制服對方，開槍是用了過度武力。
警隊朋友聽完這些「冷氣房」評論，頂氣頂到上心囗，說他們都不明白當時實況，對警員的處境一知半解，事實上現場存在3個危機，秒秒鐘攞命，完全不可能「耐心溝通、慢慢處理」，以他們提出的方法處理。
第1個危機是，那名精神病患者在警員到達前，已向家人使用暴力，一個老人家被打到頭破面腫，他太太要躲入房間逃避施暴，暴力程序隨時迅速升級。在十萬火急情況下，警員必須極速去救人，避免慘劇發生，所以行動一定要快，只能帶基本裝配趕去，怎等得切叫談判專家去幫手，不要說精神科醫生了。
第2個危機是，現場是一個劏房，環境極為窄小，活動空間有限，而當時那失常男子手持菜刀和鉸剪，都有殺傷力，警員只與他相距1,5米，比一般守則的約7米安全距離短得多，而且他正欲衝前，攻擊警員一觸即發。在如此危急的處境，警員根本沒可能「耐心與他溝通」，也不會因對方是精神病患者，而有不同處理。
警隊朋友說，面對這樣的危機，除了開槍制止施襲者，很難有其他選擇。去年荷里活廣場發生失常者斬殺兩女子慘劇，假如當時有警員在場，他們也很可能向持刀者開槍，阻止他繼續殺人，以救遇襲者的命。
第3個危機是，當時持刀者已極為暴戾，狂躁程度高過正常人，警隊朋友根據多次處理類似案件的經驗，當那人向警員瘋狂揮刀，盾牌和警棍都難以抵擋，受嚴重傷害的風險甚高。通常而言，就算有3、4個警員，都未必可容易制服一個發狂的人，何況對方還持有利器。
警隊朋友所說並沒有誇大，我記得3年前台北車站列車上，一名鐵路警員欲徒手制服失常的持刀者，緊握對方持刀的手，同時有乘務員趨前把這人按住，但警員腹部仍被對方捅了幾刀，肚破血流，最後失血過多殉職，可以制服一個發狂的人，並非評論者所講咁簡單。
台北列車上3年前有失常者持刀發狂，一名警員欲徒手奪刀，又有乘務員在旁協助，但仍沒法把對方制服，結果被捅幾刀，肚破血流身亡。
警員面對這幾個實實在在的危機，外界「吹吹水」說的方法，包括找談判專家與持刀者溝通、耐心地陰聲細氣勸服、用盾牌警棍控制等等，都完全脫離現實，而且只顧及他們所同情的「弱者」，很少想過警員的生死。
警隊朋友說「警員的命也是命」，外界評論今次開槍是對是錯時，不要忘記這點。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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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罪成，法官的判詞長達855頁，詳述案中大量口供和證據，及如何據此作出裁決，當中除了黎的種種「罪行」，也講及他與香港和海外政治人物的千絲萬縷關係。我特別留意判詞提到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講述兩人與美國政要和「中間人」聯繫的內情，顯示其在案中有重要角色。翻看庭上部分供詞，以及兩人在黑暴前後的活動資料，特別是數次訪美開「密會」，盤舊賬同樣觸目驚心。「亂港鐵三角」中的「兩隻角」雖及時收手，得以甩難，但還有冇手尾跟，仍懸而未決。
法官的判詞指，陳方安生於2019年3月赴美會晤副總統彭斯前，獲前美駐港總領事郭明瀚教路，建議她在見面時，以「徹底擊敗《逃犯條例》」為討論核心，其後郭將此事告知黎智英，再由黎轉發給李柱銘、民主黨高層何俊仁、李卓人、李永達等。到陳方安生與彭斯見面後，黎即给張劍虹等下達指令，要把新聞「盡量做大」。
判詞又提及，黎智英於2019年3月26日向李柱銘發訊息，希望郭明瀚協助民主派在「國際綫」進行游說，而郭應留在華盛頓做嘢，特別是推動國會介入反修例。
這只是兩人涉案活動的小部分，我翻查資料及庭上供詞，陳太和李柱銘會晤美國政府高層，比黎智英更早，關係也更深。
2019年3月中，《逃犯條例》爭議越演越烈，陳方安生就在那時獲白宫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訪美，先與國安委官員閉門開會，商討反修例形勢。3天之後，她單獨與前副總統彭斯見面，進一步討論如何「擊敗」這條例。
其後她又分別與國會民主黨領袖佩洛西，以及起草《香港政策法》報告的國務院官員會面。在那次密會中，國務卿蓬佩奧高级顧問、後來被北京制裁的「大漢奸」余茂春也在場。
陳方安生在黑暴爆發前，赴美會晤副總統彭斯，也見過國務卿蓬佩奥的軍師、被指為「大漢奸」的余茂春。她「勾結外國勢力」的行動，比黎智英更早。3
約兩個月後，李柱銘再接力，率領泛民代表團去華盛頓，出席「第二中情局」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研討會，以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就香港問題的聽證會。
他訪美的壓軸好戲，是獲「鷹中之鷹」國務卿蓬佩奥接見，這是他上任後首次與香港的反對派會面，可見美國已視他為重要棋子。
陳太和李柱銘於兩個月之內，在華盛頓權力中心登堂入室，分別與美國兩巨頭見面共商大計，比黎智英早了兩個月。之後不久，反修例暴亂就全面爆發，可見兩人在這場動亂中的角色十分重要。
李柱銘為黎智英搭線，會見國會民主黨領袖佩洛西（中）等美國政界猛人。他在「國際綫」的角色十分吃重。
他們在黑暴期間，也與幾個主力搞手，包括陳梓華和李宇軒，有密切關係。李宇軒作供時披露，他與陳太曾3度會面，其中一次更商量反修例行動大計，當時陳梓華和他前往陳太的辦公室，她問兩人，這場運動「有冇end game（終局），如果有，如何達至」，意即要他們定出這場仗「路綫圖」。
此外，陳太又帶李宇去英國駐港總領事官邸，介绍他認識總領事賀恩德（Andrew Heyn)。可見她當時積極為動亂搞手穿針引線，與英美政府建立聯繫。
李柱銘也扮演同樣角色，他在2019年7月時，邀請「重光團隊」首領陳梓華去一個飯局，介紹與黎智英見面，之後陳就成為黎打「國際綫」的主要打手，不時透過李柱銘與黎聯絡。
與此同時，李柱銘與黎智英、郭明瀚在whatsapp建立群組，成為「行動指揮中心」，因應形勢變化定出策略，顯示李柱銘在本地和國際戰綫，都居核心位置。
到了2020年6月，中央出重手制定《香港國安法》的風氣漸緊，陳太與李柱銘知道大難臨頭，在法例實施前的最後關頭扭軚，急急宣布收手。陳太聲稱再不沾手政治，而李柱銘亦與「港獨」和「激進主義」割席，並退出黎智英的群組，才暫免墮入法網。
可能兩人自知處境仍然高危，故「戰友」黎智英罪成後，始终未發一言，完全隱形。不過他們那盤觸目驚心的舊賬仍抹之不去，會否和何時被清算，仍是未知之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