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筆者的朋友，應該知道筆者是典型體育狂熱者。不論熱門運動如足球、籃球、羽毛球，抑或是較冷門的美式足球、棒球、射箭等皆有涉獵。今年的里約奧運，筆者與不少港人一樣，興高采烈地為一眾中港運動精英歡呼打氣。
奧運過後，香港媒體和社交平台迎來一陣體育熱。他們針對的，不是運動員的生平故事，而是要求政府重新檢視體育政策。作為體育忠實粉絲和一介香港平民，當然十分支持香港政府大力改善體育政策，提升運動員水平，在國際賽事中為港爭光。然而，忽如其來的體育熱，是否純粹出於支持香港運動員發展呢?
有人認為，社會高度關注體育發展的原因，與現今年輕人不求拜金只愛夢想有關。相對於上一輩的港人，較多八、九十後不介意犧牲黃金時間，不計報酬地按興趣和能力投身體育事業。面對這股追夢思潮的興起和普及，各界人士逐漸重視體育政策相關的方針和發展。
可是，這種追求夢想的思潮，早已在社會紮根和萌芽，絕非朝夕之間抬頭的價值觀，無助解釋突然出現的體育熱。而且，根據公共行政理論，改變現行政策往往需要「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即是利用合適的時機以檢視特定問題及提出解決方法。放在香港體育政策議題上，2012年李慧詩為港贏得獎牌之時，是更好的「政策窗口」，有利爭取港人支持完善體育政策，而不是在今屆奧運港隊成績無甚驚喜下才大談改革。
可見，這股體育熱既不符合社會對體育事業態度的改變，亦不能以傳統政治學理論或現實政治的時機解釋。因此，筆者相信，體育熱的出現，不是為了推動體育事業的本身，更大程度上是為了政治理念服務。
雖然體育經常標榜政治中立，但是體育從來都是政治的延伸。除了大國將奧運視為國力比拚，體現勢力此消彼長的指標，不少地方會利用體育建立群眾意識，從而確立和推廣政治理念。
經典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的立陶宛。由於立陶宛不滿蘇聯趁火打劫，在二戰期間受這一共產大國吞併，於是立陶宛的人民便利用早在國家盛行的運動—籃球，作為對抗蘇聯和體現民族精神的工具。在六、七十年代，每當立陶宛與蘇聯進行友賽時，立陶宛民眾定必大力支持，運動員亦會奮起勇戰，務求借助球場上的對立氣氛，加強和鞏固國民對蘇聯的敵視。
在香港，借助運動以建立本土意識和中港仇恨的傾向亦愈趨明顯。例如一五年的足球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多名球迷刻意在播放國歌時發出噓聲及背對國旗，又在中港大戰中故意支持被恥笑和遺忘多年的香港隊；今年的里約奧運，亦有港獨份子每逢中國與香港運動員對戰時，舉辦集體觀賞比賽的活動，宣揚中港敵對的思想。
這種「假本土，真港獨」的思潮在社會崛起，嘗試利用香港可以參加國際體壇大賽的特殊地位，刺激港人的民粹，建立中港兩地的敵我意識。由於「假本土，真港獨」是近年冒起的政治理念，正好解釋為何12年時社會較少關注體育政策，而是到了今年才有多名政界人士與右傾媒體重視體育的發展。
筆者絕對支持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推動體育發展，亦樂見更多年輕人成為全職運動員，專心一致爭取佳績。然而，這種不太尋常的體育熱，與政治思潮的微妙關係，實不可不察。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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