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全球多國反覆無常濫施關稅期間,中方強硬反制之餘,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自4月8日 起密集跟多方代表進行溝通,包括當日與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舉行視像會談;4月9日與東盟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貿工部長札夫魯視像通話;4月10日則分別與二十國集團輪值主席國、南非貿工部長帕克斯·陶、及沙特商務大臣卡斯比視像通話;4月11日,又先後與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巴西副總統兼發展、工業、貿易和服務部部長阿爾克明、及世貿組織(WTO)總幹事伊維拉視像通話。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多方溝通應對美國濫施關稅。
央視公眾號「玉淵譚天」指,商務部與多方溝通,加強合作應對美國所謂「對等關稅」。其中,與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主要達成四方面共識,包括反對美國加徵關稅行為,願同其他世貿組織成員,維護以世貿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同意盡快啟動磋商,深入討論市場準入相關問題,之前「市場準入」放在中歐投資協定框架下商談,在製造業、金融服務業、醫療衛生與生物醫藥行業都做出了高水平的「市場準入」承諾。
另外,中歐亦立即開展電動汽車價格承諾談判,去年雙方就電動車進行了多輪磋商;最後是支持重啟中歐貿易救濟對話機制。「玉淵譚天」指,此機制近幾年因一些原因未發揮作用,現雙方支持重啟,意味雙方都拿出了務實、合作的態度,面對雙邊經貿合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展現出了中國和歐盟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維護世界貿易秩序的責任和決心。
另在同東盟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貿工部長札夫魯的通話中,對方明確表示,美國政府有關政策不符世貿組織所規定的自由公平貿易原則,東盟國家亦是美方所謂「對等關稅」的重點對象之一, 溝通中相關方也與中方就發揮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平台作用等問題進行交流。
至於與世貿總幹事伊維拉的溝通中,伊維拉特別提到,世貿成員應共同捍衛開放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在世貿框架下通過對話合作妥善解決分歧。
「玉淵譚天」認為,面對美方單邊霸淩做法,以開放合作和多邊主義對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淩行徑,是更多國家的選擇,中方與多方的通話傳遞了兩個信號。
第一,美國濫施關稅遭到多方反對,中國正團結維護國際貿易公平正義的力量。中國是歐盟最大的進口來源地,歐盟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歐方提到,願推動擴大中歐雙向市場準入、投資和產業合作。先說「投資」為,據最近一個月相關數據,歐盟關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太陽能、電動汽車等領域的投資,希望中國可積極投資歐盟。
而事實上中歐有廣泛合作空間,以電動車為例,去年中歐在電動車問題上有分歧,但無礙中歐之間的合作。據統計,過去幾年,歐盟增長最快的企業,是一家波蘭的光伏企業,主要銷售中國制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和太陽能設備。2020至2023年,這家企業的覆合年增長率高達830.8%。
對東盟而言,東盟是中國連續5年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去年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總額為9821億美元,佔中國全球貿易總額的16%。「玉淵譚天」指,美國掀起單邊貿易戰,中國要做的,就是團結一切能團結的力量,不只是東盟,不只是歐盟。
第二個信號是愈來愈多國家,正在看清美國關稅「訛詐」的本質。
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個反制美國所謂「對等關稅」的國家,中國是在守護世界的公道。雖然有個別輿論聲音憂慮,若其他國家都和美國達成協議,中國怎麽辦?惟中方態度很明確,其他國家不管是「反制」還是「談判」,都是各國的主權事務,中方沒任何意見。但若拿中國的利益去給美國當「投名狀」,中國絕不答應。
國際貿易專家崔凡表示,若對美國的壓力服軟,按照目前的形勢看,美國只會得寸進尺,對美方的霸淩行徑需更多國家站出來,予以反制。
4月12日,美方宣布智能手機和電腦將不受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限制,反映美方很清楚所謂「對等關稅」對自身的影響。
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
值得一提的是,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見歐盟謝夫喬維奇時,中方準備了一件運動T恤作為給予謝夫喬維奇的禮物。這件T恤的原料是纖維,由二氧化碳轉化製告,提供原材料的是中國企業,是全球第一個形成完整綠色負碳產業鏈的企業,而這家企業同樣涉足光伏行業,旗下的子公司是國內最大的EVA光伏材料供應商,年產能佔國內總產能的30%以上。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後,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光伏組件加徵關稅,一度讓這家公司經營困難,但面對美國的打壓,這家公司選擇自研光伏材料新技術打破了國外壟斷,緩解了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玉淵譚天」認為,這就是中方面對貿易戰的態度,「衝擊再大,也要站著應對」,這將也成為愈來愈多國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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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瘋狂加徵所謂「對等關稅」,受相關政策影響,人民幣匯率會如何變化?如何理解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人民銀行主管媒體近日刊文,詳細解讀擇機降準降息的三層含義。
支持性的貨幣政策有兩重含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日接受《金融時報》採訪,對於支持性的貨幣政策,他分析,它可以理解為支持經濟增長,並克服通縮壓力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例如,擇機再次降低準備金率、降低市場基準利率。此外,還可以理解為支持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他進一步解釋,當前經濟環境下,貨幣政策受到較多制約。例如,儘管利率已降到相當低的水平,但由於消費者和投資預期較差,導致消費和投資意願低,擴張性貨幣政策就難以發揮促進經濟增長,克服通縮壓力的作用。
如果財政政策率先發力,貨幣政策隨後跟進,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功效。例如,如果財政部加大財政政策擴張力度,使用提高赤字率、大規模增發國債等措施,極有可能導致十年期國債利率上行。
然而,增發國債將導致市場利率上升產生「擠出效應」,不利於投資和消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銀行可以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通過降息、擴大公開市場操作規模等手段,支持財政政策,使之既能為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資金,又不會抬高利率水平,導致「擠出」民間投資。這樣一來,財政貨幣政策相互配合,均能發揮出最大功效,最終取得1+1>2的效果。
如何理解「擇機降準降息」?
當被問及如何理解中國人民銀行近期表態的「擇機降準降息」時,余永定解釋,他理解「擇機」有三層含義。
其一,如果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出現某種不利變化,如面臨美國加徵關稅等外部衝擊,對中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中國人民銀行可能進一步降準降息,刺激經濟增長。
其二,如果擴張性財政政策產生的加息壓力,削弱了財政擴張效果,中國人民銀行就可能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增加流動性供給,進一步降低利率,甚至在二級市場買入新增發的國債,使擴張性財政政策充分發揮作用。
其三,當資本市場(股市、樓市)遭受某種衝擊暴跌,引發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時,中國人民銀行不但需要大幅降息,提供充分的流動性,甚至要直接入市干預,從而穩定資產價格。
如何理解貨幣政策中間目標與最終目標之間的關係?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物價的表述從「穩定物價,並以此來促進經濟增長」轉向「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對此,余永定解釋,長期以來,市場對中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形成了共識,包括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充分就業以及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需要指出的是,貨幣政策目標分為最終目標和中間目標,前述4個目標為最終目標。
「中國人民銀行可以決定準備金率和政策利率等工具。在正常情況下,通過調整這些政策工具,中國人民銀行可以大致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社會融資規模和市場基準利率等中間目標。」他補充,「保持流動性充裕」說明瞭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取向是適度寬松。與2024年相比,中國人民銀行想通過現有政策工具降低市場基準利率,加快M2增速,從而實現 GDP增速5%左右、通貨膨脹率漲幅2%左右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因此,當前的貨幣政策不存在轉向問題。
余永定進一步分析,中國人民銀行需要擇機控制中間目標,才能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必須具備可測性、可控性,與最終目標也要具備相關性。例如,準備金率是中國人民銀行可以直接精准控制的貨幣政策工具。
理論上,中國人民銀行可以通過調整準備金率控制M2的增速,M2增速的變化又可以影響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速。此外,中國人民銀行還可以直接改變政策利率(如7天逆回購利率),進而影響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如DR007,存款類金融機構質押式回購利率),進而影響貨幣市場利率。貨幣市場利率變化,又可以影響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速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
人民幣匯率如何變化?
近期,市場十分關注受「對等關稅」等政策影響,人民幣匯率會如何變化。
對此,余永定稱,截至目前,中國經常賬戶幾乎每年都有大量順差。然而,2015年以來,多個年份的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出現逆差(資本流出>資本流入),其原因大多與中美利差變動,以及不同性質的預期變化有關。他分析,受到關稅壁壘影響,今年中國出口增速可能呈現下滑態勢,但繼續維持順差應該是大概率事件。2025年,中國國際收支的平衡狀態,人民幣將受到升值還是貶值壓力,主要看資本和金融賬戶的變化。
據余永定預判,2024年,外資對中國資產的減持調整已經基本結束,近期中國又在各個高科技產業展現出驚艷表現,加之美國股票市場的價值重估,今年的證券投資可能會從淨流出轉為淨流入。2025年,中國企業美元債(以地產、金融為主)的償還壓力,或將有所緩解,但居民購匯規模還難以預料。多年以來,許多中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繞過美國的關稅壁壘。此次美國向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徵關稅,中國企業的出海浪潮可能會有所衰退。綜合來看,他分析 2025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將會大幅減少,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也會減少,但幅度應該小於上年。因此,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貶值壓力,應該要大於上一年度,但仍處在正常範圍內。
對於「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余永定認為,2019年前後,中國人民銀行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大致採取了「善意忽視」政策。然而,受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等因素影響,國際金融市場正常運行受到嚴重干擾,匯率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平衡和調節作用遭到了極大破壞。中國人民銀行可能不得不進行干預,並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除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外,中國人民銀行還可以通過「外匯市場自律機制」,調整遠期售匯業務風險準備金率,改變宏觀謹慎因子等方法,影響人民幣匯率。中國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民銀行完全有能力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維持在「合理均衡水平」。
他談到,對中國而言,當前存在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我們需要使貿易順差保持一定增速,以實現5%左右的GDP增長目標;另一方面,因為長期維持貿易順差,截至2024年底,中國已經積累了3.2萬億美元的海外淨資產。受到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這些資產也面臨著風險。針對關稅壁壘,中國必須加速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轉變,而非訴諸於人民幣貶值,增加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等措施。總而言之,中國今年出口形勢將面臨更大挑戰,貿易順差增速可能呈現較大幅度下降趨勢。2025年,預計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將小於上一年,但仍將繼續保持順差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