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鍾賢
維多利亞港兩岸的霓虹天際線舉世聞名，但當遊客沿著海濱漫步時，常會發現連貫的步道，在關鍵節點戛然而止。精心設計的觀景平台，被施工圍板阻隔，這些景象正是香港海濱發展困境的縮影。
自1997年《保護海港條例》實施以來，維港填海工程在司法覆核陰影下舉步維艱。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因法律爭議延宕7年，啟德郵輪碼頭配套設施因環評訴訟停擺5年，這些案例揭示現行制度已偏離立法初衷。當海港保護主義蛻變為發展恐懼症，港府提出的修例草案，實為撥亂反正的關鍵契機。既要為海港築牢生態防線，更要為城市打開發展空間，讓維港真正成為市民共享的活力廊道。
司法程序下的發展困局
現行條例將「不可填海推定」機械套用於所有工程項目，猶如給維港套上法律緊身衣。2003年2月，「保護海港協會」指責城市規劃委員會「灣仔填海計劃第2期」工程違反《保護海港條例》，並提出司法覆核；法院於2003年7月裁決城規會敗訴，迫使填海計劃要重新進行規劃，而原定於2010年完成的工程一拖再拖，於2017年年初才正式啟用。
香港受困於《保護海港條例》這條殖民地時代終結前急急通過的法例，市民要多等7年，才可享受到世界級的灣仔北海濱建設以及中環灣仔繞道。類似大大小小的案例也不少，環保組織多次以「破壞自然海岸線」為由，申請司法覆核，最終被逼放棄許多擴建計劃。這類案例折射出現行制度的荒謬性：海濱欄杆更換，需經與大型基建相同的審查程序; 景觀平台擴建，面臨與貨櫃碼頭工程同等標準的環評要求; 法律框架的僵化，已產生實質性社會成本。這種「司法完美主義」，正在扼殺城市微更新的可能性。當法律將所有填海行為等量齊觀，實質上是剝奪了專業部門根據工程性質分級管理的裁量權。
分級管理制度的破局之道
新加坡濱海灣發展經驗值得借鑑，其《海濱條例1920》建立兩級管理制度：永久性填海必須經國會批准，不多於8公頃工程由國家發展部部長審批，微改造項目則下放至社區委員會。這種彈性機制，使濱海藝術中心等標誌性項目與社區碼頭改造得以並行不悖。香港新條例引入的優化工程許可機制，就是試圖在「嚴格保護」與「靈活發展」間建立新平衡，將小型填海項目及臨時填海項目從繁複的司法審查中解脫，轉由專業部門進行技術評估。
公眾利益視野下的海港新生
海濱空間的社會效益具有乘數效應。溫哥華煤港改造研究顯示，投入海濱的改善資金，可通過健康效益、旅遊收入等形式，產生數倍的社會回報。當法律過度聚焦於填海面積的加減計算，實質是忽視了海濱空間，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複合效益。
悉尼達令港(Darling Harbour)改建，將兒童遊樂設施、無障礙通道等社會指標量化計分，使海濱規劃真正回應市民需求。香港需要建立類似的價值評估體系，讓海濱更新擺脫環保與發展的對立，進入社會綜合效益最大化的新維度。
各地都有靈活發展海港的案例。
站在維港天星碼頭眺望兩岸，我們既要守護這片海水不變的湛藍，也要創造屬於時代的濱水生活。當法律條文從「不可填海」的絕對禁令轉向「智慧填海」的精密調控，香港正站在海港治理的轉折點。新修訂條例不是要拆除環保藩籬，而是要在生態紅線與發展需求間架設橋樑，讓維港在嚴格保護中重獲生長能量，發光發熱。這需要司法機構對專業判斷保持必要謙抑，需要環保組織超越抗爭思維參與共建，更需要全社會形成「保護是為了更好發展」的共識。唯有如此，維港才能既留住記憶中的帆影，鋪展面向未來的濱水長卷。
維觀者言：鍾賢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鍾賢
平生比較討厭香煙，一來自己小時候經常患支氣管炎，從小對香煙特別敏感 。二來家人深受一手和二手香煙所害，肺病總是跟著我的家門。
鍾賢吸煙的叔叔肺癌去世，無吸煙的姑姑無故患上第三期肺癌，老煙槍爺爺在我小時候因吸煙相關的肺病身故。現時，《2025年控煙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終於出台，總算為自己和家人有多一點保障。
針對加味煙及電子煙引誘青少年吸第一支煙，政府新政策除禁止藏有電子煙或售賣薄荷味以外的加熱煙，亦禁止部份於公共交通等候處的吸煙行為，更擴大法定禁煙區至不少接觸到幼童和青少年的位置(如幼兒中心、醫院、健康中心出入口3米範圍內)，禁止於排隊進入醫院、體育場、公眾遊樂場等地方的吸煙行為。
各地禁煙大不同
最近在電視看到前全國政協常委何國柱與盧寵茂教授的深情對話，何國柱曾是煙草公司老闆，也承認非常後悔以前煙不離口，而導致患上肺癌。何國柱在化療期間非常辛苦，慶幸現在已經痊愈，更會勸朋友減少吸煙。
禁煙之勢如火如荼，有人指新例內容混淆，質疑何不劃一全面禁煙，但亦有人覺物極必反。香港，究竟走得太前，還是走得太慢?
綜觀外國的例子，東南亞國家普遍採取更嚴厲的控煙措施，新加坡和泰國均禁止加熱煙、電子煙及水煙，而澳門亦禁止加熱煙及電子煙；西方國家方面，法國、西班牙及德國等27個國家均禁止加味煙，而英國和美國亦禁止薄荷味以外的加味煙。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電子煙銷售對象直接針對兒童及年青人，電子煙製品亦故意加入不同水果及糖果味道，引誘年輕人吸食，令更容易大量吸入有害化學物質。
禁煙範圍方面，新加坡和泰國同樣將多個公共空間列作禁煙區，當中泰國將政府大樓、醫院、公共交通工具、沙灘及公共出入口的5米範圍列作禁煙區；而新加坡亦將所有室內空間、公交車、醫院附近範圍、巴士站5米範圍內、公園、休戲地點、海灘、洗手間、有蓋行人過路處，甚至是所有禁煙範圍的5米範圍納入禁熱區，另將整個市中心路段Orchard Road(烏節路)全面禁煙。
新加坡政策落實初期，惹來煙民擠湧於窄小的吸煙區，自嘲新加坡政府有100種不准你吸煙的原因，但鐵一般的數字說明，獅城禁煙有方，當地吸煙率由2010年的13.9%跌至2023年9.5%。
嚴控電子煙與加味煙：東南亞國家明智之舉
近年來，新加坡、泰國、印度等東南亞國家強力禁止電子煙及加味煙，這些政策不僅是對公共健康的負責，更證明「健康優先」的治理模式並不會損害經濟，尤其是旅遊業。
全球多地實施嚴厲的禁煙措施，亦無損旅遊業。
新加坡早在2018年便全面禁止電子煙，泰國更對違法銷售者處以重罰，而印度則在2019年直接禁止電子煙生產與進口。這些措施看似嚴格卻是必要的。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吸煙每年導致800萬人死亡(當中包括130萬無辜的非吸煙者)，當中70%來自中低收入國家，包括東南亞。若放任電子煙或加味煙流行，未來的醫療負擔將更加沉重。
新加坡於2018年實施嚴厲禁煙法例之後，連續2年平均每年上升一百多萬人次旅客，由2017年的1,700萬旅客上升至2019年的1,900百萬，旅遊收入更突破270億新加坡元，顯示吸煙不會影響旅遊業。
同樣，泰國在2015年禁止電子煙後，緊隨之後的5年國際旅客數字由2015年的2,900萬人次穩定地攀升至接近4,000萬人次，而印度的旅遊收入也在禁令後穩步回升，2023年外國遊客消費達280億美元，與疫情前持平。顯然，旅客選擇目的地時，更看重文化、安全與服務品質，而非能否吸煙或是否買到電子煙。
日前酒吧業接受媒體訪問時，紛紛吸着水煙，聲稱特區政府禁止有味煙是趕絕煙民及生計。不過，既然明知加味煙有害，何以縱容吞雲吐霧的商人販賣嚴重有害健康的產品以牟利?面對陋習，我們更不能一成不變。嚴控電子煙和加味煙不會阻礙旅遊業，亦能減少未來的醫療災難。當一個政府敢於對煙草業說「不」，它展現的不只是政策魄力，更展現對市民生命真正的重視。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
禁煙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責任，我亦深信旅客並非僅為一口煙而決定是否來港旅遊。明知一手煙和二手煙禍害極深，何以繼續宣揚禁煙剝削煙民權利的無稽之談。與其固步自封，倒不如早點讓我們和下一代遠離煙害，長長久久享受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