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際大都會，通常有國際組織在該地設立總部。由中國牽頭、多個國家參與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判圓滿完成，今日（5月30日）在香港舉行簽署儀式，一致同意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選址舊灣仔警署。這是首次有國際組織總部落戶香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或許大家對國際調解並不熟識。國與國之間，或大型商業機構之間發生重大爭議，主要有幾種方式解決。
第一，訴訟。位於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就是其中一個主要渠道。
第二 仲裁。這是一個比較正式的爭議解決程序，爭議各方同意由獨立的仲裁員或仲裁法庭作出裁決，裁決結果對於涉事各方有約束力，透過仲裁可以避免訴諸法院。
不說不知，香港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國際仲裁中心。倫敦、新加坡和香港長期佔據全球仲裁地前3位，3個地方依靠成熟的普通法體系，按覆蓋160餘國的《紐約公約》執行仲裁。英國倫敦瑪麗女王大學和美國偉凱律師事務所發布的《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獲評為全球第3最受歡迎的仲裁機構。
有香港仲裁之父之稱的Neil Kaplan，曾是香港最高法院法官，在1991年至2004年間擔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協助該機構轉型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仲裁庭，解決複雜的國際爭議問題。Neil Kaplan早年接受訪問時表示，香港的仲裁中心之所以成功，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初，源於香港擁有最新和現代化的仲裁法，配合政府大力支持，並具有獨立而知識豐富的法官，以高效率的方式運作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深受外界好評。
第三，調解。調解是一種不是太正式、由爭議方自願參與的方式，調解員都是專業培訓的獨立人士，協助爭議各方釐清爭議焦點，提出解決方案，促進各方達成協議，但調解員和仲裁員不同，調解員不作最終裁決，只是協助各方達成共識。近年仲裁和調解越來越普及，以避免高昂的訴訟成本。
至於在港成立的國際調解院，源於2011年的一宗國際爭議。當年埃塞俄比亞宣布在蘇丹接壤的青尼羅河源頭興建復興大壩，但這個計劃遭到鄰國埃及、蘇丹反對，擔心興建復興大壩會減少下游的水量，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2015年3月，三國領導人就建壩達成《原則宣言》，復興大壩開始興建。
2021年，爭議再起，蘇丹和埃及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由聯合國、 歐盟、 美國和非盟組成的四方調解機制，調解大壩的發展，但是埃塞俄比亞反對，拒絕將復興大壩爭端國際化。2021年7月，聯合國安理會就此爭端召開公開會議，會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埃及、埃塞俄比亞和蘇丹均是地區重要國家，也都是中國的好朋友，中方真誠希望三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盡快協商對話，及早解決問題。此事件令人關注長線關於國際爭端解決的方向，觸發成立國際調解院這個組織的意念。另外，中央「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立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最後促成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
外長王毅來港出席簽約儀式時說，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營商環境便利，法治高度發達，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優勢，在國際調解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香港國際調解院是首個國際組織在香港落戶，相信香港將成為國際爭議的仲裁與調解之都，未來既會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香港解決爭議，更加有助吸引更加多國際組織進駐香港，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
現在世界地緣政治紛爭頻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操控一套國際規則，但全球南方國家未必接受西方曲解的國際規則。香港作為一國之下、中國大陸之外的國際都會，有長期實施普通法制度的傳統，實際上有很好的條件，發展成為各種類型的國際中心，扮演着華盛頓、倫敦、日內瓦、布魯塞爾的角色。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只是一個開始，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
盧永雄
人處身於歷史大轉折的十字路口時，就如在風眼當中，並無感覺，等一、二十年回頭一看，才會驚覺世界已經變了。美國的國運正走在這個十字路口上，其中一個焦點是美國國債。
最近評級機構穆迪就做了煤礦中的金絲雀，預計有毒氣泄漏。穆迪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從「AAA」下調一級至「Aa1」，主要由於美國政府的債務持續增加，導致龐大財赤，觸發利率上升，所以要降低美國信用評級。穆迪是繼標準普爾和惠譽之後，最後一家摘除美國頂級「AAA」信用評級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也意味着美國徹底告別頂級「AAA」信用評級俱樂部。
穆迪的降級觸發連鎖效應，據《彭博》報導，香港強積金管理局發出電郵聲明，要求強積金受託人即基金公司，就美國信貸評級的「任何重大市場事件」，對投資組合制定適當策略。所有受託人要評估美國失去最後一個由認可機構給予「AAA」評級可能帶來的影響。基金經理須制定合適的合規應急計劃，並根據可能的市場發展，及時和有序地調整其資產配置。
按照規定，根據香港強積金系統運作的基金，只能夠在美國擁有認可機構給予「AAA」或同等信用評級時，才能將超過10%資產投資於美國國債，而穆迪下調美國國債評級之後，美國國債已經不符合強積金基金可持有10%資產以上的投資類別。目前不同的強積金受託人基金，投資美國國債比例不同，有些基金投資的比率高達30%以上。有人問積金局會不會改變現有投資規定，以遷就美國國債，但積金局表示，當前沒有計劃修改現有投資規定。意味著強積金受託人要按規定，將美國國債資產調整至佔總資產10%或以下。
消息一出，流亡海外的反對派媒體就大做文章，以「香港積金局企硬拒改例 萬三億MPF或被逼沽美債」為題報道相關消息，用上「企硬」、「被逼」這種用語，其負面含義不言而喻。這些流亡媒體若不是盲目崇拜美國，就是死硬反對特區政府，對香港所有的正常合規要求，都要批評一番。但他們有多少金融常識，著實令人懷疑。
不妨引述一些金融投資界的權威，看看他們如何評價美國的狀況。
第一，摩根大通CEO戴蒙在近日摩根大通年度投資者日會議上，對美國債市和股市大潑冷水，直言市場投資者和央行行長們，都大大低估了美國創紀錄赤字、關稅及國際緊張局勢所帶來的巨大風險。戴蒙認為市場的樂觀情緒，很大程度是因為還沒有看到有效的關稅的真正影響，低估了美國實行保護主義對全球供應鏈的持續破壞力。
第二，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利歐對美國國債信用風險，發出比穆迪更加嚴重的警告，指美國國債的真實信用風險，恐怕比評級機構所揭示的更為嚴峻。他擔憂的核心在於美國持續膨脹的財政赤字和不斷攀升的政府債務。目前美國國債總額已接近37萬億，而且在可見將來仍高速增長。達利歐認為，如此龐大的債務規模，加上聯儲局為應對通脹要維持的高利率環境，將導致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急劇增加，進一步令財政狀況惡化。更深層次的風險，在於一旦國際投資者對美國償債能力或美元的長期價值產生懷疑，可能減少甚至拋售美國國債，將迫使美國財政部以更高的收益率發行新債，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正在淡出的美國政府效率部部長馬斯克直言，他對特朗普稱為「大美麗法案」的稅改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於5月22日在美國衆議院以一票之差的微弱優勢通過，感到非常失望。
這項法案延續特朗普首屆任期的個人減稅措施，同時增加國防支出，並且為打擊非法移民提供更多資金。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這個法案的稅收條款將會在2034年前使美國赤字大幅增加3.8萬億美元。馬斯克說，「坦白說看到這項法案我很失望，它不僅沒有減少預算赤字，反而增加了赤字，還削弱了政府效率部的工作成果」。
這些銀行巨頭、基金大佬和全球首富，齊聲對美國的赤字和負債提出嚴厲警告。美國過去流行「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一切都可以例外，對國債的風險亦如是。美國國債曾號稱是「無風險資產」，但現在既然失去了AAA評級，自然就是一種風險資產了。
現在美債和日債都有債災的味道，早前在特朗普大加關稅時曾出現一輪急跌。試想如美國發債出現困難，債息急升債價暴跌，香港人的強積金基金如果仍然是大幅持有美國國債，其損失會相當驚人。
奉勸一句，那些流亡海外的反動媒體就不要扮專家了，首先聽聽真專家的分析，研究一下市場風險，而不是盲目建議香港的強積金要繼續大幅投資美國國債。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