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實行行政主導體制，還是要有權威解讀。
全國港澳研究會1月26日在北京舉行專題研討會，中央港澳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詳細解說「行政主導」理念，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一、行政主導理念源於憲法
夏寶龍說，行政主導是作為《基本法》設計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原則，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具有深厚的政治法律基礎和現實基礎，實行行政主導是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必然要求。
我自己當年採訪《基本法》起草，深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就是圍繞香港政制的行政主導特色，來設計整個回歸後的政治制度。當時有部份香港的民主派提倡香港要仿效西方搞三權分立制度，被內地草委全面否定。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草委時，就直接講到這個問題。鄧小平講《基本法》起草，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已經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西方制度，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並不適宜。」
這是鄧小平對《基本法》起草的最直接指示，為這部「小憲法」的政治體制，「劃定行政主導、否決三權分立」的基本方針。
第二、行政主導的優越性
夏寶龍主任提到行政主導的幾大優點，一是包括強化統籌、執行有力、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二是行政主導具有搶抓機遇、靈活應變的優勢，有效促進特別行政區經濟繁榮發展；三是行政主導具有集中資源辦大事、兼顧各方面利益的優勢，有效改善社會民生福祉；四是行政主導具有守正創新、政策穩定的優勢，有效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五是行政主導具有快速響應、處置高效的優勢，有效應對化解各種風險挑戰。
簡而言之，香港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體制，是一個效率極高的制度，令到香港可以快速決策，抓緊各種機遇。
第三、行政主導曾被種種謬論扭曲
夏主任提到，香港推行行政主導，曾經遇到巨大的挑戰，教訓深刻。反中亂港份子和外部勢力就想架空改變《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制度，鼓吹三權分立那一套，來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權威，進而排斥中央權力，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其實回歸二十多年，的確產生種種謬論，扭曲了香港行政主導的體制：
a）司法獨立不是司法獨大
香港特區法院亦曾經被誤導，例如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2001年就曾經公開表明，「《基本法》下實行三權分立，強調司法獨立。」其實司法獨立並不等於三權分立，正如廉政公署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機構，它調查的時候不受干預，但不等於它不用向行政長官負責。
香港獨立審案的法院，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其中一部份，回歸前香港的終審法院設於倫敦的樞密院，但那時候仍然號稱香港司法獨立。回歸後有人無限量地吹大法院的權力，其實想搞的不是司法獨立，而是司法獨大。政治勢力透過法院發動無休止的司法覆核，就是藉著法院削弱行政機關的權力，癱瘓特區政府的施政。
b）立法制衡不是立法至上
反對派吹噓香港三權分立的同時，亦將立法會的權力無限放大。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立法機構和特區政府有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功能，但完全不等於「立法至上」。整個憲制的設計，包括《基本法》第74條及立法會議事規則，規定議員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條例草案受嚴格限制，已經說明立法會的權力並不至上。但在香港社會混亂到極致的時候，就出現「35＋」顛覆的行為，激進反對派意圖搶佔立法會過半數，透過無差別否定預算案推翻特區政府。最後這班人全部被法院裁定違反了《國安法》，將一度被濫用的立法權力重新納入正軌。
夏寶龍最後畫龍點睛地指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需要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積極支持配合，強調要「同唱一台戲，要多補台，不能拆台」。
意思就是無論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要將自己視為和行政機關是同一隊球隊，一起落場踢球，爭取共同合作，踢出好成績，而不是好像場邊的觀眾般，評彈這樣、評彈那樣，完全沒有主人翁的精神。議員不是不可以批評政府施政，而是不能夠為批評而批評，不要將自己定位為溫和反對派，香港如今不需要反對派。
夏主任特別提到行政長官的角色，認為要做好負起治理香港第一責任人的責任，要行使好法律賦予的權力，承擔起對特區政府的全面領導責任，把這個家當好，努力建設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
社會上有人將「第一責任人」扭曲為特首要對所有事情問責，對所有事情負上政治責任，但第一責任人的意思其實是要用好特首的權力，做好頂層設計，建設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他要就高效推動特區施政，向中央負責，不是天天講求政治問責。
簡單總結，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是對種種行政主導的誤解，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
盧永雄
西方民主政體的荒謬行為，有時連西方媒體也頂不順。
《華爾街日報》1月21日發表文章，題為「英國的滑稽表演 讓憨豆先生也自愧不如」，副標題是:「英國政府可能像這位喜劇偶像一樣無能，但卻沒有他那麼討喜。」
《華爾街日報》講的是一個尋求政府疪護的新移民故事。
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
2024年10月，一名27歲的美國人抵達倫敦。他堅稱，他的政府因為他是黑人、猶太人和摩門教徒而逼害他。他還表示，他正在尋求「人道主義保護，以免受同性戀暴力侵害」。他聲稱被美國執法人員性侵，又話受到美國政府逼害，於是向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華爾街日報》問，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明智的政府會怎麼做？英國政府的做法是這樣的：奧拉博多·肖尼雷貢（Olabode Shoniregun），這位來自拉斯維加斯的美國居民，被安排在倫敦假日酒店住了8個月，費用由英國納稅人承擔。最終，當被要求離開英國時，肖尼雷貢先生拒絕了，於是政府又安排他住進了政府提供的住房——費用同樣由納稅人承擔。
抵達英國14個月後，肖尼雷貢先生仍然留在英國，期間他輾轉於各種由納稅人資助的服務機構之間，也曾有一段時間露宿街頭，但他仍然每月收取400英鎊(4200港元)的房屋和生活資助。
這段時間以來，肖尼雷貢先生一直在社交媒體上記錄自己的生活。他發佈了自己在納稅人資助的酒店房間裡拆箱名牌服裝、點客房服務以及外出喝酒的視頻。英國媒體就是這樣了解到這一切的：完全是肖尼雷貢先生告訴英國人他的遭遇。
肖尼雷貢認為他應該得到更多英國福利。
《華爾街日報》話，關於喜劇，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心理學理論認為，喜劇是對不協調的一種反應。當我們的預期與實際情況不符時，幽默就產生了。想想每個父母肯定都至少和孩子玩過一次的那個玩笑：把一些隨機的東西戴在頭上，然後問：「這是帽子嗎？」引得孩子哄堂大笑。這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它與預期不符。
肖尼雷貢先生的種種奇遇在英國媒體上屢次被形容為「荒誕鬧劇」。英國政府強逼納稅人花費鉅資資助此人在該國的逗留，這種想法既令人憤慨，又莫名其妙地引人發笑。這種笑聲源於一種不協調感。你不會想到一個國家會以這種方式治理。
《華爾街日報》文章話，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憨豆先生式威權主義」，這個名字來源於羅溫·艾金森扮演的喜劇角色憨豆先生，他是英國最成功的喜劇演員之一。憨豆先生幼稚又無能，總是把事情搞砸，連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常識都不懂，結果鬧出各種滑稽可笑的笑話。英國政府經常表現出憨豆先生式的無能，但卻沒有他那和藹可親的舉止。
《華爾街日報》提到另一宗被稱為「史上最昂貴的電子郵件」事件，這封郵件由一名匿名英國軍方人員於2022年發出，意外洩露了約18700名曾與英國軍隊合作的阿富汗人的身份。英國政府對此的回應是提出將這些阿富汗人重新安置到英國，這項計畫耗資數十億英鎊。英國法院頒佈了一項超級禁令，禁止記者報導此事，甚至禁止他們提及該禁令的存在，禁令持續了近兩年。這場醜聞體現了「憨豆先生式威權主義」的本質：笨拙且審查嚴密。憨豆先生式的威權主義還帶有一種幼稚的色彩。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媒體近期對肖尼雷根先生的關注尤其令人遺憾，因為用酒店安置尋求庇護者的做法已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不滿，甚至導致了騷亂。2024年，儘管當地民眾屢次反對，政府仍花費31億英鎊將數萬名尋求庇護者安置在酒店。去年，至少有200名酒店住客被控犯有刑事罪行，其中包括發生在埃平小鎮的一起性侵案，該案引發了長達數月的抗議活動。
《華爾街日報》話，這一切都一點也不好笑，真的。之所以會覺得「憨豆先生式威權主義」好笑，完全是因為這種局面實在太荒謬了。你肯定不會想到一個國家會這樣治理。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人們卻身處其中。
除了《華爾街日報》之外，英國媒體大肆報導肖尼雷貢的住酒店事件。肖尼雷貢的爸爸是尼日利亞人，媽媽是格林納達人，他們當年移民居英國，肖尼雷貢在英國出生，但最後得不到英國居留權，5歲就移民美國。
肖尼雷貢接受英國媒體訪問時還大言炎炎地說:「我在英國出生，所以我不能在此領取一點福利實在荒謬。我一個月收到400鎊津貼並不是很多的錢。我認為我應得更多。」
英國這個國家，容許發生之種「憨豆先生式」的事情，花費31億英鎊讓難民住酒店，實在是沒有得救了。當一大班英國人還在抗議英國政府批准中國興建新大使館時，肖尼雷貢先生這類人卻在吃光他們的國家。
香港過去也要養一大批「假難民」，他們受人權律師的一條龍服務安排，來港作「免遣返聲請」，申請失敗也不斷用法援打司法覆核官司。香港在2021年完善政制，在2022年修訂《入境條例》收緊審核時限，若申請人司法覆核遭原訟庭拒絕，即便上訴中亦可執行遣送。
要終止這些「憨豆先生式」的災難，要由改變反對派壟斷的政制開始。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