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動盪，隋唐大一統的盛世格局，為飲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土壤。國力強盛、對外開放，絲路再度繁榮，西域、南洋乃至海外的食材與烹飪技法大規模輸入，讓中國飲食迎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同時，貴族階層的奢華生活，推動了宴飲文化的極致發展，平民飲食也隨着農業、手工業的進步逐漸豐盛，形成了「上下皆豐、中外交融」的飲食新格局。這一切，在《隋書·食貨志》《唐書·輿服志》《酉陽雜俎》等史料中均有詳細記載，見證了隋唐飲食的繁華與開放。
隋唐飲食的核心突破，便是「國際化」的深度推進，這得益於絲路的繁榮與朝廷的開放政策。與魏晉南北朝胡食主要來自北方游牧民族不同，隋唐的外來食材與飲食，覆蓋了西域、南洋、波斯、印度等多個地區，種類更為豐富，影響更為深遠。《酉陽雜俎》中記載，唐代長安、洛陽等大都市，「胡商雲集，異域飲食充斥市井」，從食材到吃法，都呈現出濃厚的異域風情。
這一時期傳入的外來食材，很多至今仍是中國餐桌的常見品類。西域傳來的菠菜、萵苣、胡蘿蔔、西紅柿（當時稱「蕃柿」，未廣泛種植，僅供貴族賞玩食用），南洋帶來的甘蔗、椰子、芒果，波斯傳入的胡椒、安息香等調味品，不僅豐富了中原食材的種類，更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結構。其中，胡椒的普及尤為重要，取代了部分傳統調味品，成為貴族烹飪的核心調料，《唐書·食貨志》中記載，胡椒在唐代是「貴族宴飲之必備，價比黃金」，可見其珍貴程度。
波斯的「三勒漿」
除了食材，外來烹飪技法也大量傳入，與中原技法深度融合。西域的烤、炸技法進一步優化，出現了「胡麻餅」「油餅」等特色小吃，比魏晉時期的胡餅更為精細；波斯的炖製技法與中原的熬煮相結合，形成了新的炖菜風格，口感更為醇厚；印度的香料搭配理念，被中原廚師借鑒，讓調味更具層次感。與此同時，外來飲品也頗為流行，西域的葡萄酒再度興盛，波斯的「三勒漿」（一種果酒）、印度的「酥油茶」，成為貴族宴會上的常見飲品，豐富了隋唐的飲品體系。
《韓熙載夜宴圖》(部分)
貴族宴飲的繁華，是隋唐飲食的另一大特色。隋唐貴族生活奢華，宴飲不僅是飲食享受，更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唐書·輿服志》中對貴族宴飲的規模、器具、食材都有詳細記載。宴會場景極為宏大，園林、宮殿中設宴，搭配樂舞、詩歌，可謂「鐘鳴鼎食，宴樂不絕」；食材講究極致，山珍海味、異域珍品應有盡有，一場宴會往往耗費巨資；器具則以金銀、玉器、名瓷為主，精緻華美，與食材相得益彰。
唐代貴族宴飲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宴飲與文化結合」。文人雅士常聚會宴飲，吟詩作賦，飲酒品茗，將飲食與詩文、音樂、繪畫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宴飲文化。比如李白的「將進酒」，便是在宴會上所作，詩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情，與宴飲的熱烈場景相得益彰；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則生動描繪了文人宴飲的閒雅意境。
與貴族宴飲的奢華形成對比的，是平民飲食的逐漸豐盛。隋唐農業技術大幅進步，稻麥產量大幅提升，平民百姓基本能解決溫飽，飲食也逐漸多樣化。主食以稻米、麥麵為主，出現了各種餅、麵、粥；副食則有蔬菜、雞鴨魚肉（平民可在節日食用）、咸菜等；市井小吃也逐漸興起，長安、洛陽的街頭，到處可見賣胡餅、湯麵、涼粉的攤點，平民百姓也能品嘗到各種特色美食。
隋唐盛世的飲食，是開放與繁華的象徵。國際化的食材與技法，讓中國飲食變得更為多元；貴族宴飲的繁華，體現了盛世的富庶；平民飲食的豐盛，則反映了社會的穩定。這一時期的飲食變革，不僅豐富了中國飲食的內涵，更奠定了後世中式飲食的多元格局，為宋代平民飲食的黃金時代埋下了種子。
筷尖上的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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