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家族雙相情感障礙經歷 促博德研究所獲逾10億美元捐款

商業事

家族雙相情感障礙經歷 促博德研究所獲逾10億美元捐款
商業事

商業事

家族雙相情感障礙經歷 促博德研究所獲逾10億美元捐款

2026年03月31日 20:08 最後更新:04月01日 14:15

紐約(美聯社)— 莊史丹利(Jon Stanley)認為自己在雙相情感障礙患者中算是幸運。近40年前,他曾形容自己經歷「全腦狂躁」,導致他在紐約市一間熟食店內赤身裸體,堅信電流穿過地板。最終,他對合適的藥物組合產生反應。

其他患者則需更長時間才能找到合適藥物。這位退休律師憶述,當年他被告知,像他這種嚴重的精神健康護理「更像藝術而非科學」。醫生會輪流嘗試不同藥物,「看看哪種有效」。這段經歷啟發了他已故的父母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在他們生前捐贈數億美元,用於雙相情感障礙和精神分裂症的治療研究。

更多相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樓層行走。(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樓層行走。(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空間附近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空間附近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一名科學家在博德研究所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實驗室空間工作,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一名科學家在博德研究所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實驗室空間工作,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如今,他們的慈善遺產透過一筆新的捐款得以延續,資助一個生物醫學合作組織,致力了解這些疾病並尋找療法。史丹利家族基金會(Stanley Family Foundation)本月初宣布,再向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旗下的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Stanley Center for Psychiatric Research)捐贈2.8億美元,使其對這間位於麻省的非牟利機構的總捐款額超過10億美元。

這份奉獻既反映了他們對該中心獨特團隊合作模式的信念,亦體現了莊史丹利對其億萬富翁零售商父親的忠誠,將其透過銷售收藏品累積的財富,用於父親期望的用途。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莊史丹利憶述:「他說他想要自己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所以,唯一的問題是:誰會是奧本海默(Oppenheimer)?」

博德研究所於2004年成立,匯集麻省理工學院(MIT)、哈佛大學(Harvard)的教職員及其他科學家的力量,共同應對疾病研究。它吸引了眾多知名慈善家,包括創始捐助者伊利布羅德(Eli Broad)和伊迪絲布羅德(Edythe Broad),以及前Google行政總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及其妻子溫迪施密特(Wendy Schmidt)。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樓層行走。(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樓層行走。(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家族的捐款幾乎全部流向博德研究所,這對單一受惠者而言是一項驚人的承諾。這筆最新的意外捐款將資助該中心未來七年的工作,以確定這些疾病如何發展。博德研究所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 Neale)表示,透過利用DNA測序的快速進展,目標是加速新的干預措施。

賓尼爾指出:「我們已在基因方面取得重大發現,這些基因顯著增加了患上這些疾病的風險。」他續說:「我們知道,我們所發現的只是冰山一角。」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空間附近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聯席總監賓尼爾(Benjamin Neale),2026年3月17日周二在麻省劍橋的博德研究所實驗室空間附近拍攝肖像照。(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莊史丹利在康涅狄格州海岸長大,當時他父親的消費品公司MBI日益成功。他形容,財富「不斷增長」。然而,莊史丹利的父親很早便告知他,會將大部分財富捐出。

當莊史丹利19歲時患上雙相情感障礙,為家族慈善事業帶來了明確方向。他首次經歷狂躁症是在倫敦的一個教育課程中,當時他正就讀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他曾夢想透過為海外留學的美國學生設立學生宿舍來賺取數百萬美元。但他很快便花光所有錢,情緒從狂躁轉為抑鬱。

一名科學家在博德研究所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實驗室空間工作,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一名科學家在博德研究所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實驗室空間工作,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當他回到麻省的文理學院校園後,狂躁症惡化。在一次紐約市之行中,他向女友提及有特工跟蹤他,令女友感到驚恐。他在曼哈頓遊蕩三天,身無分文,最終在一間熟食店內,因感覺到想像中的電擊而全身疼痛。

莊史丹利說:「所以,我做了合乎邏輯的事:我脫光了衣服。警察就是這樣找到我的。」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泰德史丹利(Ted Stanley)和華達史丹利(Vada Stanley)的肖像掛在博德研究所大堂,該研究所設有史丹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攝於2026年3月17日周二麻省劍橋。(美聯社圖片/Charles Krupa) AP圖片

1987年,他在一間精神病院住了六周,期間偶爾會待在「橡膠房」。他之前獲處方的鋰(Lithium)單獨使用並無效。加入一種名為特格列托(Tegretol)的抗癲癇藥物後,才見效。

這兩種藥物都不是專為治療雙相情感障礙而開發。當時醫生亦未像現在般對該疾病有基因層面的理解,例如它與精神分裂症的共同風險因素,這項洞見正是由博德研究所推動。

莊史丹利的父母希望改變這種狀況。

然而,莊史丹利表示,他的父親並非「到處開支票」。

他的父母最初創立了史丹利醫學研究中心(Stanle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然而,莊史丹利指,隨著泰德史丹利年事漸高,他決定將幾乎所有資金捐給博德研究所。泰德史丹利對學術研究模式感到沮喪,因為教授們會各自申請資助,獨立研究資助者感興趣的類似課題。他希望將所有資源集中在一處。

他說:「我們把所有錢都給博德研究所,他們都專注於一個問題。」他形容:「這更像戰時經濟。」

他的父親總共捐贈了8.25億美元。然而,他投資慈善基金的股市表現超出預期,因此有額外資金可供捐贈。

莊史丹利作為史丹利家族基金會的三名受託人之一,對於博德研究所獲得更多捐款毫無保留。他認為這是他的義務,要「做我父親若在世會想做的事」。

莊史丹利說:「他認為自己不需要所有賺來的錢。」他續指:「但他對賺更多錢以便捐出去非常感興趣。所以,我怎能推翻他的想法?」

了解和治療精神疾病的資金看似充裕。然而,專家警告,政府、私人企業和慈善機構的綜合支持,與雙相情感障礙等疾病造成的負擔相比,仍顯得微不足道。

2019年至2024年間,美國聯邦政府每年為精神健康提供逾20億美元。但米爾肯研究所科學慈善研究與合作加速器(Milken Institute’s Science Philanthropy Accelerator for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高級總監西爾維拉弗(Sylvie Raver)表示,研究顯示,單是精神分裂症每年就讓美國花費逾3000億美元,部分原因是護理系統支離破碎,未能充分主動地治療患者。

拉弗指出,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對嚴重精神疾病的支持有所下降。她表示,現有資金可能被孤立,不一定針對史丹利家族等受影響家庭的需求。

拉弗負責腦部疾病和精神健康項目,她說:「當你將像史丹利家族所擁有的能力,以及他們對該課題的理解和個人共鳴結合起來時,慈善事業確實有潛力做成令人振奮的事情。」

製藥公司作為另一個研究資助者,受制於為股東賺取利潤和將產品推向市場的義務。博德研究所成員賓尼爾表示,私人企業在藥物開發方面的困難,打擊了他們在這領域的熱情。

他承認,這些是「醫學領域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

他說:「我們甚至不明白根本的病理學在哪裡,即導致疾病產生的原因。」

賓尼爾希望非牟利研究人員能推動該領域的其餘發展。他未來十年的目標是啟動精神分裂症和雙相情感障礙干預措施的臨床試驗。他表示,若未能做到,「我們將會失敗」。他的團隊亦將招募足夠帶有基因變異的雙相情感障礙患者,以研究他們的基因突變是否具有任何意義。

賓尼爾說,他們展示的可能性越多,就能吸引更多參與者加入他們的努力。

莊史丹利是非牟利組織治療倡導中心(Treatment Advocacy Center)的創始董事會成員,他經歷豐富,因此不會對任何突破感到過於興奮。他的家族對博德研究所的信心並非來自其成功,而是其研究過程。

莊史丹利說:「這不只是搖晃試管,看看它會變成藍色還是紅色。」他續指:「他們會觀察事物並以一種方式分析數據,即使沒有成功,他們也會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美聯社)

隨着女子體育項目蓬勃發展,以及奧運體育項目主辦單位正為2028年洛杉磯夏季奧運會鎖定籌備工作,有倡議者擔心,為這兩個系統提供人才的大學體育項目,可能會受到大型體育項目日益增長的需求進一步影響,面臨更大壓力。

婦女體育基金會行政總裁丹妮特·萊頓表示,奧運體育項目一直未能自行蓬勃發展,因為業務一直圍繞一項產品:大學美式足球。萊頓呼籲捐助者主導議程。她指出,慈善捐款可以透過為女子體操或男子網球設立獎學金,從而保護這些隊伍。

檔案照片:2026年4月5日,在鳳凰城舉行的全國錦標賽四強賽美國大學生體育協會(NCAA)女子籃球賽上半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前鋒安吉拉·杜加利奇(右)在南卡羅來納大學後衛塔妮雅·拉特森(中)和南卡羅來納大學前鋒喬伊斯·愛德華茲(左)上方投籃。(美聯社圖片/羅斯·D·富蘭克林 檔案照片) AP圖片

檔案照片:2026年4月5日,在鳳凰城舉行的全國錦標賽四強賽美國大學生體育協會(NCAA)女子籃球賽上半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前鋒安吉拉·杜加利奇(右)在南卡羅來納大學後衛塔妮雅·拉特森(中)和南卡羅來納大學前鋒喬伊斯·愛德華茲(左)上方投籃。(美聯社圖片/羅斯·D·富蘭克林 檔案照片) AP圖片

她說:「有很多慈善家都非常熱衷於女子體育或男子奧運體育項目。他們應該確保他們的資金直接投向這些項目。」

大學體育項目在一般夏季奧運會中,產生約四分之三的美國奧運選手,但由於國會達成的28億美元和解協議,允許院校每年直接與運動員分享超2000萬美元收入,部分項目前景不明朗。大部分資金流向美式足球和籃球項目。參議院審議中的一項法案,將要求為奧運及女子體育項目提供保障和資金。

部分人擔心,將最賺錢的體育項目商業化的努力,正在製造一種兩難局面。塞琳娜·芬克表示,如果院校未能跟上姓名、肖像及形象權利機會的發展,便有失去整個體育部門的風險。

曾是路易斯維爾大學壘球運動員,現為財務顧問,協助運動員應對這個新世界的芬克說:「你會失去捐助者、門票收入,你會失去所有這些東西。不幸的是,是的,這些確實必須優先考慮。問題是沒有足夠的規範,以確保後續發展亦能妥善。」

田納西州教育彩票行政總裁麗貝卡·保羅去年為巴特勒大學設立一筆1200萬美元的遺產捐贈,為女子體育項目設立一項捐贈基金。

保羅於1970年從巴特勒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其後再獲碩士學位。她在《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保障措施實施前,曾是一名體操運動員。她憶述當時「女孩不應該流汗」,女子體育館遠不如男子體育館。她那個年齡的女性很少有機會參與有組織體育運動,亦因此錯失培養她認為這些運動能提供的領導能力。

保羅表示,她與已故丈夫早在姓名、肖像及形象權利確立前,已決定這筆捐贈。然而,作為巴特勒大學校董,她表示聽到其他院校的同行擔心,大學在調配資源時可能會失去甚麼。

她說:「我一直認為,如果學生在實驗室工作可獲報酬是公平的,那麼在籃球場上賺取金錢也應該是公平的。我認為這種做法可能需要重新評估。」

(美聯社)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