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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腦」有罪?為何年輕人一邊怕愛,一邊瘋搶上愛情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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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腦」有罪?為何年輕人一邊怕愛,一邊瘋搶上愛情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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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腦」有罪?為何年輕人一邊怕愛,一邊瘋搶上愛情課

2026年04月12日 10:51

「智者不入愛河」、「談感情傷錢傷心」、「先搞錢,再談愛」—— 這是當下年輕人最流行的情感口號。內地網上有文章指出,年輕人一邊高喊拒絕情感內耗,一邊瘋搶清華、北大、人大的愛情課、心理課;一邊標榜獨立清醒,一邊在深夜裡為一段關係輾轉難眠。這種矛盾並非虛偽,而是一整代人在績效社會、社交媒體與消費主義夾擊下,對愛情既渴望又恐懼的真實寫照。

清華大學教授劉嘉的通識課「心智探祕」為何一座難求?原因很簡單:年輕人太需要一個「不被評判的空間」去理解自己的情緒與困惑。220 個座位的教室擠進近 500 人,搶課比搶演唱會門票更難,背後不是無聊,而是焦慮。Z 世代的幸福感調查顯示,這一代人的壓力指數、內耗指數、焦慮指數均高於其他世代,而痛苦的兩大來源,正是人際關係與無止境的社會比較。

很多學生上清華大學的劉嘉的心智探秘課程。

很多學生上清華大學的劉嘉的心智探秘課程。

社交媒體把世界變成了一個永不閉場的展示廳。別人的完美身材、高薪工作、精彩旅行、穩定感情,隨手一刷就映入眼簾,現實生活瞬間顯得黯淡平庸。美國心理學家海特在《焦慮的一代》中指出,智能裝置與社交媒體從 2010 年起,大幅加劇年輕人的抑鬱與焦慮 —— 比較產生自卑,攀比製造焦慮,當真實生活永遠趕不上網上的精緻濾鏡,人就會陷入自我懷疑。

清華大學積極心理學家彭凱平的最新研究《2025年中國人幸福感報告》指出,Z世代年輕人的「內卷」感知最為強烈,最不幸福。王嘉睿的小調查發現,同齡人不幸福的根源,一是人際關係,二是無止境的比較。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焦慮的一代》中闡述,作為數位原住民的Z世代,其焦慮與抑鬱與智慧設備、社交媒體造成的攀比、「社交重塑」、脫離真實世界高度相關。社交媒體徹底打破了以線下關係為主的舒適圈,將人們推送到一個精心篩選過的「全世界好生活」面前。網路上充斥著「30歲財務自由」、「40歲長得像20歲」的新參照系,連正畸醫生都感慨,越來越多女孩用「鼻基底凹陷」、「下頜線不清晰」等網路審美用語來定義自己。

愛情,也在這種環境中被徹底重塑。

過去的愛情是相遇、相處、磨合、承諾;現在的愛情充滿「避雷指南」「防渣手冊」「成本收益分析」。人大副教授林華光觀察到,越來越多年輕人不敢投入感情:怕受傷、怕吃虧、怕付出沒有回報、怕被貼上「戀愛腦」的標籤。有的人甚至沒談過戀愛,已經被網上的極端案例嚇得封心鎖愛。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中一語道破:我們正處於一個愛情消亡的時代。新自由主义的績效邏輯入侵親密關係,連愛情都被當成一門需要「盈利」的項目。回報不夠高、風險太大、效率太低,就果斷放棄。人們變得理性、現實、自保,卻也失去了愛的能力 —— 那種不計得失、心甘情願、縱使受傷也願意嘗試的勇氣。

於是出現荒謬的場景:在「人生拍賣會」的測試中,所有人瘋搶健康、財富、名聲,沒有一個人選擇愛情。大家的理由驚人一致:太忙、太累、太不穩定、等以後再說。

這正是韓炳哲筆下的「倦怠社會」:每個人都在自我優化、追求產出、精疲力盡,連愛一個人的力氣都沒有。下班後只想躺平,週末只想恢復能量,談戀愛需要時間、情緒、包容、妥協,這些在效率至上的邏輯裡,都成了「不划算的成本」。

「戀愛腦」因此被妖魔化,彷彿認真去愛就是一種罪。但林華光教授一句話戳破真相:「談戀愛不用戀愛腦,難道用電腦嗎?」
愛情本質上就是感性的、不理性的、有風險的。它一定伴隨等待、失落、委屈、磨合,甚至痛苦。但痛苦從不代表失敗,受傷也不代表虧損。真正的成長,往往來自那些認真付出、真心相愛、即使結束也留下痕跡的經歷。

年輕人瘋搶愛情課、心理課,更深層的原因是:現實中太難找到「只支持、不評判」的傾聽者。朋友會勸分或勸和,家人會講現實與將來,網友會給標籤與判斷,只有在課堂上,在心理學與哲學裡,困惑可以被認真對待,情緒可以被好好接住。

清華課堂上有一個著名實驗:同一個影片片段,每個人的記憶都不同,甚至全都不準確。這說明人的記憶從不是錄像,而是不斷被重構。劉嘉教授據此給出緩解焦慮的最簡單方法:每天記錄三件好事。這不是雞湯,而是科學 —— 通過重新編寫記憶,改變大腦對「失敗」與「無意義」的認知,讓人看見自己的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愛情課會火:它不教套路,不教技巧,不教如何算計得失。它教的是:理解自己、接納脆弱、學會相處、面對痛苦。

在這個人人喊著「清醒獨立」的年代,最稀缺的從來不是防禦,而是勇氣;不是理性,而是真心;不是計算,而是投入。

「戀愛腦」從來不是罪。不敢去愛、不敢相信、不敢付出,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遺憾。




好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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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們總能遇到這樣的人,也可能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一件事情發生後,無論是好是壞,總會有人說一句「我早知道會這樣」。考試失利了,有人會說「我早知道這次考不好」;比賽輸了,有人會說「我早知道我們會輸」;甚至是一件意外發生後,也會有人說「我早知道會出這樣的事」。我們總把這種行為歸結為「馬後炮」「吹牛」,覺得這是一種不負責任、愛面子的表現,卻很少有人知道,這種「總愛說我早知道」的行為,從來不是刻意吹牛,而是認知心理學中所說的「後見之明偏誤」,是我們的心理在面對不確定時,本能地尋找確定感的表現。

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後見之明偏誤」,指的是事情發生後,人們會不自覺地調整自己對過去的記憶,認為自己在事情發生之前,就已經預料到了結果,並且會覺得這個結果是「必然的」「顯而易見的」。這種偏誤,並不是我們刻意欺騙自己或他人,而是大腦的一種「認知捷徑」——大腦不喜歡不確定的感受,總是試圖在混亂、不確定的環境中,尋找確定性和可控感,從而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為什麼大腦會有這樣的反應?這與人類的演化生存密切相關。在原始社會,人類面對的是充滿未知與危險的環境——未知的天氣、未知的天敵、未知的食物來源,這些不確定性,會讓人類感到恐懼、焦慮,甚至影響生存。因此,大腦逐漸演化出一種「尋求確定感」的本能,通過總結過去的經驗、調整對過去的記憶,讓不確定的事情變得「確定」,從而減輕恐懼與焦慮,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而「我早知道」這句話,正是這種本能的直接體現——它讓我們覺得,自己對事情的結果是有預知的,是可控的,從而緩解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

很多人會發現,自己在事情發生之前,其實並沒有真正預料到結果,可事情發生後,卻會堅信自己「早知道」。這正是後見之明偏誤的核心——大腦會在事情發生後,自動「篡改」記憶,將事後的信息,整合到過去的認知中,讓我們誤以為自己在事情發生之前,就已經掌握了所有信息,並預料到了結果。比如,一場比賽開始前,我們可能對結果毫無把握,可當比賽結束後,無論是贏是輸,我們都會不自覺地說「我早知道會這樣」,因為大腦已經將比賽過程中的各種細節,整合到了過去的記憶中,讓結果變得「顯而易見」。

這種偏誤,在生活中無處不在,甚至會影響我們的判斷與決策。比如,在工作中,一個項目失敗後,有人會說「我早知道這個項目會失敗」,並列出各種「理由」,可在項目啟動前,他並沒有提出過任何反對意見;在生活中,朋友遇到困難,我們會說「我早知道他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可在朋友遇到困難之前,我們也並沒有提前提醒。這並不是我們刻意推卸責任,而是大腦的認知偏誤在起作用——它讓我們在事後,更容易找到「合理」的解釋,從而獲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們總是嘲笑那些「馬後炮」的人,覺得他們愛面子、不負責任,卻忘了,這種行為是我們所有人的本能,是大腦在尋求確定感、緩解焦慮的一種方式。就像我們之前探討的雞皮疙瘩、手震、悲傷心痛、餐後昏沉、夜晚情緒脆弱一樣,後見之明偏誤,也是我們身體與心理的一種適應性機制,它不是缺點,而是大腦保護我們的一種方式——通過尋找確定感,減輕我們面對未知時的恐懼與焦慮。

下次當你再說出「我早知道」這句話時,不妨停下來,反思一下:自己在事情發生之前,真的預料到了結果嗎?其實,不必為自己的這種行為感到羞恥,也不必刻意避免——這是大腦的本能,是我們的心理在尋求確定感的表現。理解這種認知偏誤,不僅能讓我們更客觀地看待自己的行為,還能讓我們更包容他人的「馬後炮」——因為我們都一樣,都在努力在不確定的世界裡,尋找屬於自己的確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