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41歲的張謇終於考中狀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取得官員身份[reference:0][reference:1]。然而令許多人不解的是,他並未沿著傳統仕途拾級而上,而是在甲午戰敗後毅然返鄉,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辦廠、興學、墾荒、自治,試圖以一人之力建構一個他心目中的近代化「理想國」[reference:2]。「狀元辦廠」在當時引起轟動,嘲諷與敬佩兼而有之——一個四十一歲的狀元,不是去當官,而是從商,何等荒唐?何等氣魄?
大紗廠:從「招募艱難」到「利潤優厚」
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的艱難,遠超後人想像。預募商股60萬兩,一年之久只招得三四萬兩。他到處碰壁,「聞者以為騙」,創業初期四處借錢碰壁。最窘迫時,甚至被迫在上海報攤賣字籌措旅費。1898年,張謇透過劉坤一將湖北官紗局存滬未用的紗機20400錠領回,作價25萬兩,作為官股,「按年取息,不問盈虧」。1899年4月14日,大生紗廠在南通唐家閘建成投產。
紗廠初期股本金合共44.51萬兩,張謇個人僅投了2000兩(其中沈燮均代墊700兩)。但憑藉通州產棉區的原料價廉和工人工資較低等優勢,紗廠迅速打開市場。開工第一年便獲利,此後近二十年利潤優厚,規模不斷擴大。紗錠數佔全國11.9%。1903年增紗錠4.08萬枚,1904年又添購2.6萬紗錠開設大生二廠,1907年投產,1915年增設布廠,1921年又設立副廠。
大生紗廠的一大創舉,是建立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張謇早年制定《廠約》《廠章》,從治理結構、人事分工到利潤分配都有明確規範,強調現代管理秩序。利潤分配製度中,55%用作股東分紅,22%投入各項公益事業,折舊與公積金不足三成。
實業版圖:從紡織到墾牧的系統化布局
張謇的目標不只是辦一個紡織廠,而是要建立整個產業生態鏈。到1926年張謇逝世,圍繞紗廠共創辦大小企業27家、鹽墾公司16家,形成中國第一個規模較大的實業集團。單單大生集團,就涵蓋紡織、冶鐵、麵粉、輪船、碼頭、銀行、保險等。他清醒地認識到:沒有自主農業,工業就會受制於進口。
1900至1901年間,他親自四次考察荒灘,借用南京陸師學堂畢業生進行測量,組建通海墾牧公司。歷經十年苦心經營,圍墾土地12萬畝,其中9萬畝墾熟成棉區。到清末民初,從呂四港到連雲港的六七百里黃海沿岸,與張謇直接關聯的墾殖公司多達20多個。公司招佃耕植,短短數年便聚集千餘佃戶,形成近代鄉村自治的立體格局。
南通模式:一個人的近代化試驗田
張謇最具遠見之處,不在工廠,而在於他把整個南通當作一個近代化試驗田。早年在創辦紗廠前後,他便著手籌建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獨立設置的師範學校,為地方教育提供師資。此後,他陸續創辦中小學、圖書館、醫院、育嬰堂、殘廢院、盲啞學校等,形成一個覆蓋教育、醫療、慈善的公共服務網絡。
他先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南通博物苑、軍山氣象台等公共設施,完善供電、交通等基礎設施。中國最早的農業股份制企業「通海墾牧公司」、第一個現代化漁業公司「江浙漁業公司」都由他一手創建。張謇多次將「地方自治」與「村落主義」相提並論,推行一系列地方自治實驗,從經濟文化入手推進區域現代化建設。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由一位知識分子主導、覆蓋整個區域的系統性綜合建設工程,在建築學家吳良鏞的視野裡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城」。更可貴的是,他將近代法治思想植入傳統商業。在他的推動下,民國初年頒布了《公司條例》、《商人通例》等經濟立法,為近代中國的制度轉型提供了可操作的樣本。
「紳督商辦」與「官督商辦」:兩條路徑
盛宣懷以「官督商辦」著稱,利用官府背景打通商業,而張謇走的是一條以個人信譽為核心的「紳督商辦」路徑——沒有靠山,全憑拳頭打天下。這決定了他在資本運作上無法享有盛宣懷那樣的政商彈性,也決定了他的工業帝國最終為此付出了代價。
五、困境與衰落:一個人對抗一個時代
1922年,危機浮上水面。大生集團關聯企業的負債總額高達473.1萬兩白銀,紗廠只得靠高息借貸維持,票面負債高達400多萬兩。歐戰結束後,外國資本以價格優勢捲土重來,國內紗廠大面積虧損。張謇為此四處奔走,以地契、房屋、機器等不動產及各類有價證券向國內銀行業抵押借貸,還參與紗業公債活動,但始終無法填補資金缺口。
1925年,大生一廠、二廠負債累計至900餘萬兩,被上海銀行團正式接管,喪失自主經營權。他一生矢志創建的近代化工業體系,終於被債務權吞噬。這個「失敗」從來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那個時代所有理想主義者的集體宿命——他用一個人的肩膀硬扛起了一整個區域的現代化進程,卻終究扛不住外資傾銷、內部失血與財政緊縮的三重夾殺。
歷史評價: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張謇去世後,胡適這樣評價:「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
毛澤東後來談論中國民族工業時明確指出:「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這個評價樸素而精準——他實實在在創辦了中國最早的輕紡工業體系,實實在在為一個地區開創了完整的近代化格局。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十字路口,當許多人還在猶豫觀望的時候,張謇已經用行動回答了那個時代最關鍵的問題: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變革?
孤獨的開路先鋒
如果盛宣懷代表的是依附權力的現代化捷徑——用官勢打開商路,用商利餵養官場;那麼張謇代表的則是另一條更艱難的道路:以個人信譽為擔保,以地方自治為支點,試圖在不依附權力、不掠奪他人的前提下,實現一個區域的整體現代化。
這條路最終通向失敗。但「失敗的英雄」往往比「成功的商人」更能照亮一個民族的出路。因為人們在英雄的失敗裡看到的,不是一個人的無能,而是一個時代的局限——以及超越這個局限所必須付出的全部代價。
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臨終遺言只有四個字:「應世無方」。
食貨志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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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發的導火線,是一場鐵路風潮。1911年5月,清廷頒布「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激起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地強烈反對。四川保路同志會迅速組織起來,數十萬人走上街頭。清廷從湖北調兵鎮壓,武昌防務空虛,革命黨人乘機起義,一場大火就此點燃。這項「鐵路國有」政策的草擬者與推動者,正是本文的主人公——盛宣懷。
盛宣懷的一生,充滿了矛盾與爭議:他是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卻三次鄉試落榜,連舉人都沒考上;他官至郵傳部尚書,卻因得罪滿洲權貴被「革職永不敘用」;他被譽為「中國現代企業之父」,也被罵作「封建買辦官僚」。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晚清「官督商辦」模式的利弊成敗——既不徹底官辦,也不徹底商辦,而是「亦官亦商」。
從落第秀才到李鴻章幕僚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江蘇常州人,出身官宦世家,父親盛康與李鴻章有舊交。盛宣懷年輕時讀書算不上頂尖,三次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這在科舉至上的年代,等於被主流晉升通道堵住了路。但他沒有放棄,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捐官和實業上。盛宣懷後來回憶道:「余以諸生,三應順天試不售,遂棄舉業,專心經世之學。」(譯:我以秀才身份三次參加鄉試都沒考中,便放棄了科舉之路,專心致志地研習經世致用之學。)
1870年,經人推薦,26歲的盛宣懷進入李鴻章幕府。從此,他的命運和洋務運動緊緊綁在了一起。李鴻章曾告誡他:「要做大事,先做大官。」這句話成為盛宣懷一生的行事準則——只要把企業做大,官位自然會來;只要官位夠高,企業自然能做更大。從此,一條「亦官亦商」的道路在他面前打開。
官督商辦模式的成熟
盛宣懷正式踏入洋務企業界,是從輪船招商局開始的。1872年,他向李鴻章建議成立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招商局的運作模式是「官督商辦」——官府監督、商人出資經營。盛宣懷在起草章程時,最初主張「商本商辦」,希望完全由商人主導,但李鴻章認為「太激進」,最終採取了折衷方案。盛宣懷任會辦,權力夾在官府和商人之間,處境並不太順心。
真正讓他大放異彩的,是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1870年代,旗昌、太古、怡和三洋行壟斷了長江和沿海航運,招商局在價格戰中被打壓得很慘。1876年,旗昌因虧損打算賣掉全部資產,開價220餘萬兩白銀。招商局要「蛇吞象」,錢從哪裡來?盛宣懷四處奔走,找李鴻章、沈葆楨等籌款,最終說服各方,並於1877年正式拿下這筆交易。這是中國民族企業第一次成功收購外國公司,極大振奮了國人信心。到1885年,盛宣懷正式出任招商局督辦,獨掌大權,這標誌著官督商辦在航運領域站穩了腳跟。
1880年,盛宣懷設立天津電報總局,把官督商辦的模式複製到電訊業。從天津到上海的電報線建成後,又陸續鋪到江南、沿海甚至朝鮮,建立起中國最早的全國性通訊網絡。1882年,他與丹麥大北公司、英國大東公司交涉,拆除違規架設的線路,捍衛了國家利權。
1896年,他接辦張之洞留下的爛攤子——漢陽鐵廠。鐵廠創建三年,負債已達500萬兩白銀。張之洞是科舉探花,對辦廠理財基本是外行,他不懂「先找礦,再建廠」,結果鋼鐵質量不合格,運輸成本高昂。盛宣懷接手後,立刻改「官辦」為「官督商辦」,募商股、尋新煤礦、改進技術,一步步讓鐵廠恢復生機。1908年,他把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併成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這是中國最早的鋼鐵聯合企業。
同年,他開辦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這是第一家國人自辦的現代銀行。他說:「銀行之設,為通國血脈。」沒有自己的銀行,外國銀行就會掐住中國的金融咽喉。
在為國家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同時,盛宣懷自己也通過官督商辦积累了巨额财富——據保守估計,其個人資產高達逾千萬兩白銀。官督商辦的本質,就是用官府的權力為企業保駕護航,再用企業的盈利回報官場。這套模式成就了盛宣懷,也埋下了不可避免的腐敗和爭議。
創辦現代大學與推動政治爭議
對中國的長遠影響,盛宣懷最大的貢獻也許不在實業,而在教育。1895年,他在天津創辦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這是中國第一所官辦大學,設有法律、礦務、工程等現代學科,完全衝擊了傳統的科舉教育體系。有學者評價,辦大學是盛宣懷最有遠見的舉措:「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以後的1895年,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才辦起這麼兩所大學,可見進步是多麼的艱難,也可見盛宣懷是多麼的了不起。」1897年,他又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前身)。這兩所學校培養了無數人才,至今仍是享譽海內外的頂尖學府。
但盛宣懷也有備受爭議的政治操作。1900年,義和團運動席捲北方,他聯絡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策劃並促成了「東南互保」,使長江流域免受戰火波及。這在當時保全了南方經濟,但也開了地方勢力不聽中央號令的先河。1911年,他主導「鐵路國有」政策,試圖收回被地方佔有的鐵路權,卻激化了矛盾。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清廷從湖北調兵鎮壓,武昌守備空虛,革命黨人乘機起義。武昌首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可以說,盛宣懷的政策間接點燃了滅亡清朝的導火線。
歷史評價:是非功過任評說
盛宣懷去世後,歷史對他的評價始終兩極:讚譽者稱他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他確實創造了多個「中國第一」——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家大規模電信企業(天津電報局),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南北鐵路幹線(盧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官辦大學(北洋大學)等。
批評者則認為他不過是「封建買辦官僚」、「天下第一敗家子」。他用官場權力保護企業,也用企業財富賄賂官場,以確保自己的實業能暢通無阻。他曾在1907年借賀壽之名,被指用兩萬日元行賄軍機大臣奕劻。《劍橋晚清史》評價他:「盛宣懷是重官輕商的,創辦工業企業是次要的,他主要關心的是在官場上飛黃騰達。」晚清上海灘更有人譏諷他,說他「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以官欺商,以商養官,趨利如虎,算計如狼。
一個時代的縮影
盛宣懷與胡雪岩、張謇並稱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最終破產,張謇專注地方實業,而盛宣懷卻憑藉官督商辦,在官場和商界同時躋身權力核心。然而,晚年他也親手點燃了推翻這個體制的導火線——這大概是晚清國有企業最荒誕也最令人唏噓的一幕。
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終年72歲。他曾說:「鐵路、電報、礦務、銀行,此四者,關係國家富強之基,不可不堅決辦理。」他確實堅決辦理了,也用「堅決」二字為自己留下了紅黑兩極的歷史評價。他的功過,或許正如熊月之所總結的:他是「大變動時代的明白人,現代化建設的實干家」——但在那個腐敗透頂的體制下,再明白的人也無法擺脫制度的泥沼,再實干的手也無法洗清權錢交易的污跡。
下篇預告:張謇——狀元實業家的近代化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