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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高與陶朱公——春秋戰國的早期商人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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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高與陶朱公——春秋戰國的早期商人

2026年06月03日 16:37

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卻也是中國商業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工商業掙脫了「工商食官」的束縛,民間商人登上歷史舞台。他們或以智慧挽救國家,或以經商積累巨富,或以商人的思維為帝王講授治國之道。弦高、子貢、范蠡、白圭……這些名字不僅留存於史冊,也成為中國商人世代供奉的「祖師爺」。

弦高:十二頭牛退敵的愛國商人

弦高的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約前627年)。那一年,秦穆公不顧老臣蹇叔的反對,派三百輛兵車遠征鄭國。秦軍長途跋涉,從陝西出發,穿過洛陽,來到滑國地界(今河南偃師一帶)。鄭國是個小國,夾在晉、楚之間,毫無防備。秦軍一旦入境,鄭國幾乎必亡。

此時,鄭國商人弦高正趕著一批牛到洛陽去做生意,迎面撞上了秦軍。他認出這支軍隊的旗號後,當機立斷:一面派人火速回鄭國報信,一面假扮鄭國使臣,牽著十二頭牛迎上去,大膽說:「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譯為白話:我們國君聽說貴軍路過,特派我來犒勞貴軍。

秦軍將領一聽,以為鄭國早有防備,只好放棄偷襲計劃,順手滅了滑國後撤軍回國。弦高的十二頭牛,換回了一個國家的平安。鄭穆公本想重賞他,弦高推辭說:「欺大國之義,以免鄙邑,吾利也。苟固全之,敢以私勞變前憲?」他最終沒有接受任何獎賞。

《左傳》詳細記載了這個事件。弦高的行為,不僅體現了商人的機智,更展示了「義利並重」的價值觀——在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生意可以不做,牛可以不要,但良知和責任不能丟。弦高因此被後世尊為「愛國商人」的鼻祖。

陶朱公:三聚三散的財神爺

如果說弦高代表的是「義」,那陶朱公代表的就是「智」。陶朱公,即越國大夫范蠡。他輔佐勾踐雪恥滅吳後,功成身退,攜西施泛舟而去,改名換姓,在齊國海邊經商。

范蠡的經商之道,記載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核心是十六個字:「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意思是:天旱時,大家都造車,你反而要去造船,因為旱情過去後大水必來;洪水時,大家都造船,你反而要去造車,因為水退後必然出現陸路運輸高峰。這是最早的「逆週期投資」思維。

此外,他還提出了「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的價格規律——商品供過於求時價格必賤,供不應求時價格必貴,商人要做的就是把握這個節奏。同時強調「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貨幣只有流通起來才能創造財富。

依靠這套理論,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三次成為巨富,又三次把家產分給貧窮的朋友和遠親。司馬遷評價他:「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正因如此,後世商家把他奉為「文財神」,民間俗稱「財神爺」。

子貢:坐著四馬高車的儒商始祖

端木賜,字子貢,孔子的得意門生。在《論語》中,子貢是出鏡率最高的弟子,以口才和商業才能著稱。他曾在衛國做官,又往來於曹、魯之間經商,「億則屢中」,即對市場行情的預測非常準確。司馬遷說他「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即坐著四匹馬拉的高車,帶著貴重禮物穿梭於各國諸侯之間。不僅自己財富雄厚,還極大提升了孔子的聲譽。

子貢的經商特點是「臆則屢中」,即對市場行情的預測非常準確。他不是投機倒把,而是憑藉敏銳的觀察和邏輯推理判斷供需變化,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更重要的是,他堅守儒家的道義底線——孔子稱他為「瑚璉之器」,意指他是國家棟樑之材。

子貢為後世開創了一個獨特的角色:儒商。既能以學問立身,又能以商業富國;既有讀書人的風骨,又有商人的靈活。歷代儒商皆以子貢為精神楷模。

白圭:人棄我取的經商祖師

白圭,名丹,戰國時期魏國人,曾任魏相,後棄官從商。他的經商策略被歸納為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別人不要的時候我買進,別人搶購的時候我賣出。這與范蠡的「旱舟水車」異曲同工,但白圭更強調對時機的把握。他認為經商如同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換言之,商人必須具備智、勇、仁、強四種品格,缺一不可。他特別重視農業與商業的關係,在豐年收購糧食,歉年出售,既保障農民收入,又穩定物價。這種方法讓農民和商人雙贏,被後世視為「誠信經商」的典範。

白圭對農業經濟的敏感度極高。他能準確預測年成豐歉,提早儲備物資,並以此調控市場、平抑物價。這套方法可以視為最早的「期貨」思維。

《史記·貨殖列傳》說他「樂觀時變」,司馬遷甚至認為,白圭的經商之道與伊尹、姜子牙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自宋真宗起,歷代朝廷封白圭為「商聖」,民間商人把他奉為祖師爺,每逢開市或祭祖,都要先拜白圭。

中國商人的文化基因

弦高、陶朱公、子貢、白圭,四位早期商人各自代表了一種商業精神:弦高重「義」,范蠡重「智」,子貢重「儒」,白圭重「時」。這些品格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商人的文化基因——誠信、機智、好德、愛國。

先秦商人的故事,不僅是財富傳奇。他們證明了一點:在沒有任何法律保護商業的年代,最可靠的護身符是商譽。弦高用十二頭牛換來一個國家的安全,范蠡用三聚三散贏得千古尊崇,子貢用儒學奠定了商道倫理,白圭用智勇仁強開創了經商哲學。這些精神財富,至今仍滋養著一代代華商。

下篇預告:晉商——票號與萬里茶路




食貨志今讀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砲聲,不僅驚醒了閉關自守的大清帝國,也催生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兩次關鍵轉折。第一波,是1840年代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承認西方有值得學習的長處,在當時石破天驚。第二波,是1880至1890年代鄭觀應倡導的「商戰」思想——不僅要學技術,更要學制度;不僅要造槍砲,更要在市場上打敗洋人。兩代先行者跨過半個世紀的思想接力,勾勒出中國從被動挨打走向主動求變的近代化軌跡。

魏源:從經世致用到「師夷長技」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陽人。他中舉後,受賀長齡、陶澍賞識,進入幕府參與政務,協助編纂《皇朝經世文編》,潛心經世濟民之學。

在幕僚與地方官(歷任東台、興化知縣)生涯中,魏源直接參與了兩項重大改革:漕運鹽政。清代漕運弊端叢生,運費高達糧食市價的十六七倍。魏源力排眾議,主張改河運為海運,撰長文詳陳「其有利者有三項,即國計、民生、海商」,駁斥反對論調。鹽政方面,他協助陶澍在淮北實行「票鹽制」,打破鹽商壟斷,任何人皆可購票行鹽,手續簡便、清除陋規。這兩項改革都體現了魏源的核心邏輯——引入商業力量改造僵化的官營體系,與後來的「商戰」主張一脈相承。

鴉片戰爭的慘敗,令魏源對內憂外患的體會比常人更加刻骨銘心。在林則徐囑託下,他編纂《海國圖志》,1843年初版50卷,後擴充為100卷、88萬字。卷首那句「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的宣言。據《海國圖志》總結,西方「長技」主要有三條: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換言之,魏源雖已觸及西方制度層面,但其改革核心仍聚焦於器物層級的軍事技術。

此外,魏源還首次提出了某種「海洋意識」,主張開放海外貿易、國家主權下對外通商,是富強的有效途徑。

鄭觀應:從買辦到改良思想家的蛻變

鄭觀應(1842—1922),廣東香山(今中山)人。與魏源科舉入仕不同,他走了一條全新的路——17歲赴滬,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職,憑藉實戰經驗成為晚清「四大買辦」之一。

買辦生涯讓他看清了中外實力的真實差距,也累積了管理近代企業的實戰經驗。工作之餘,他到英國人辦的書館攻讀夜班,專攻英文兩年,系統接觸西方政治、經濟、法律知識,這決定了他日後思想的廣度和深度遠超魏源一代。

1880年代,鄭觀應完成《易言》,提出了初步的改良方案。1884年受太古案件牽累,他被迫「隱居澳門」,卻迎來了思想的高峰——他利用這段時間將《易言》增補擴充,於1892年完成《盛世危言》。全書提出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改革措施:政治上仿西方設議院、立憲法,經濟上與洋商進行「商戰」,教育上廣設學校、培養人才,並對「官督商辦」體制尖銳批評。

全書核心就是「富強救國」。《盛世危言》影響力驚人:光緒皇帝下令印刷2000部分發大臣,蔡元培推崇備至,康有為、孫中山深受影響,毛澤東晚年回憶:「《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復學業的願望」。

從「戰艦」到「市場」:兩代經濟思想的演進

從魏源到鄭觀應,中國經濟思想實現了從感性認識到系統理論的跨越。學者有精準的總結: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是「感性認識」,六十至九十年代鄭觀應等人進入「明確認識」。

魏源聚焦於「師夷長技」,仍然是在器物層面看待西方。鄭觀應則徹底突破了這一侷限,明確提出「習兵戰不如商戰」、商戰重於兵戰的原則。其邏輯是:打仗只能贏得一時,失去市場則輸掉全部。因此,他把自強基點放在發展近代工商業上:「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

鄭觀應還意識到,沒有工業支撐就沒有真正的商戰,提出「有工以翼商」的主張。在此基礎上,他尖銳批判傳統「重農抑商」——在當時封建意識濃厚的社會,這一大膽表態極其難得。他倡導政府不僅不應抑制,反而要大力扶植民族工商業。

更重要的是,鄭觀應堅持「富強」必須以政治改革為保障,在中國首次明確主張「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其憲政思想開風氣之先,1908年清廷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些議政思潮的影響。

半個世紀的思想接力

魏源是從傳統士大夫內部生長出來的革新派,只能借「經世致用」的旗號去打「師夷長技」的擦邊球。鄭觀應則擁有魏源無法獲得的資源——十七年洋行買辦經歷、一口流利的英語,使之有能力完成從器物到制度、從兵戰到商戰的思想飛躍。

1893年,《盛世危言》出版;僅僅一年後,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帝國苦心經營三十年的「師夷長技」嘗試,在日本的全面改革面前被撕得粉碎。時間證明,鄭觀應的預判是正確的:制度不變,學再多的「長技」也是徒勞。

兩位晚清經濟思想家從「師夷長技」到「商戰」的思想接力,在殘酷的歷史進程中得到了最真實的驗證。

思想家與經濟論述系列・五篇完結;下篇預告:商人與商幫——晉商、徽商、粵商與寧波幫的商業傳奇